达沃斯会议即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 -- WEF)是一个非官方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其前身是1971年由现任论坛主席、日内瓦商学院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创建的“欧洲管理论坛”，因为这个论坛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它在5年以后改为会员制。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论坛的年会每年1月底至2月初在瑞士的达沃斯小镇召开，故也称“达沃斯论坛”。而小镇达沃斯也因此闻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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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张帆 陈小娜

出品 | 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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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多多自从赴美上市以来，已经给中文互联网提供了好几周的娱乐笑料。

有人在拼多多上购买了“小米新品云智能语音电视32寸LED曲面”，收到后发现这款电视机的品牌是“小米新品”；有未经证实的朋友圈截图显示，有人在拼多多买了某品牌牛奶20袋，到货后发现是20只包装袋；还有人发现，拼多多赞助了央视科普节目《是真的吗？》。

我们无意为拼多多的假货问题辩解，这篇文章想回答的是，为什么用拼多多的人，会有三亿之多？

一个中国，两个世界

今年4月，有媒体问拼多多创始人黄峥：“有人认为，拼多多不是消费升级，而是消费降级。”

黄峥回答：“消费升级不是让上海人去过巴黎人的生活，而是让安徽安庆的人有厨房纸用、有好水果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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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9日，安徽省岳西县温泉镇榆树村，桌上黑乎乎、糊成一团的菜羹，便是爷孙俩三餐食用的主菜 / 视觉中国

黄峥口中的安徽安庆是一座典型的三线城市，总人口有530万。虽然安庆的经济总量在安徽不算靠后，能排在三四名，但2016年，安徽安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26502元，平均每月2208.5元，还不如全省平均水平。

安庆的城镇居民，每年的消费性支出仅为15030元，他们平均每月会在食品上花掉445.9元，衣着仅为90.6元；安庆的农村居民——占到安庆总人口的72%——则过得更拮据，他们平均每月只在食品上花去248元，衣着更是只有可怜巴巴的28元。这些人，可能就是拼多多9.9元一条“夏季运动裤”的群众基础。

我们如果把目光再往下沉，会发现一个更加不一样的中国。中国目前还有几千万的贫困人口，2015年国家统计局一份研究显示，刚好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中国人，会将收入的53.5%拿来买吃的，也就是人均每天食品消费支出为4.1元，“在农村地区大约能每天消费1斤米面、1斤菜、1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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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4日，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高兴镇六合村，丁兆银老人在屋里吃饭，半块豆腐，一张煎饼，一颗大葱就是他的午餐。给儿子吃的是面条和鱼。一只鸡在屋里悠闲的走过 / 视觉中国

至于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数千万中国人，每天吃饱饭是幸运，每天吃上肉是奢望。四川大凉山是为人所知的明星贫困地区，但如果你真的看过新华社的报道，你还是会感到错愕：“大米每10天逢集时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3次，分别是彝族过年、汉族春节及彝族火把节。”他们，可能连拼多多是什么都不知道。

当然，许多人在强调拼多多的成功时，往往形容拼多多是“农村包围城市”，是抓住了三四五线城市的小镇青年。但其实，拼多多在一二线城市的用户并不算少。根据招商证券，拼多多的一二线城市用户占比分别是9.7%和33.3%，已经接近淘宝的10.0%和36.7%。

“北京五环内人群”无法理解，一线城市，怎么可能还有人用拼多多？

即使在北京，有钱人也只是少数。如果我们把2016年北京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年收入分成五等，会得到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高收入户，它们分别为：25812元、41555元、53829元、69501元、1094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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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4日，四川凉山，交不起每月30元住宿费（含伙食费）的学生，就一起在校外租每年300-400的房子，做饭必须得靠自己，年长的小孩负责照顾年幼的小孩。饭菜薪柴都是靠每周从家里背来的大米、土豆、咸菜、玉米 / 视觉中国

北京的低收入者，每月在食品烟酒上花掉453元，考虑到北京的物价水平，这已经是相当恶劣的生活条件。这些对于一个在北京互联网企业上班、隔三差五需要靠一点点奶茶与星巴克续命、每周会与朋友聚餐吃潮汕牛肉火锅、自嘲自己穷只能穿优衣库的白领来说，是很难想象的。

年薪十万，怎么还这么穷

城市白领喜欢喊穷，这也不能怪他们。中国太大了，大到那些年薪十万的人，完全不认为自己已经击败了90%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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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7日，北京，西二旗地铁站，跟你擦肩而过的人可能都是年薪超过十万的青年 / 视觉中国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23821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33616元，北京一个年薪十万的普通上班族，扣除各类费用后的收入大约是75480元，这比城镇居民的平均可支配年收入的两倍还多。

中国的薪资分布呈偏态分布，少数极富者会将整体水平拉高，年收入在6.5万元以上的，都还不到10%。又由于中国农村与城镇人口大约各占一半，农村富人寥寥无几，所以在全国年收入达6.5万的人群可能还不足5%。

即便是在上海，2016年居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也只有32718元，一个上海大妈的可支配收入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她的养老金和租出去的房子。仅就工资收入而言，年薪十万在上海就是上层收入，年薪十万的外地“凤凰男”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无视本地人的羞辱。

?2017年8月9日，上海，30位陆家嘴白领青年在专业瑜伽教练指导下，练起了高楼瑜伽健身 / 视觉中国

尽管年薪十万的人已经算是中国的上层富裕人群，但这些人从来没感觉到自己是中国的富人，因为现实并没有让他们过的轻松一些。这些人，就一定不用拼多多吗？

我们根本不需要谈房价，只需要展示大城市的物价就足够了。一个在北上广的普通上班族，一个月的典型花费有：吃饭每天50元，租房每月2500-3000元，每天坐地铁10元，仅这些花销每月就达5000元左右，如果再买几件衣服、玩几局狼人杀，花费就更大了。

而且，很多人的工资增长率，是没法跑赢通货膨胀率的（官方通胀率在6%以下，但有学者认为达到13%-14%），更别提很多体力劳动者的收入会随年龄的增加而降低。这也是为什么，即使一个人拿年薪十万，他也会觉得自己的钱越来越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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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4日，浙江杭州。由于跳槽涨薪快，春季许多求职者都会投简历试一试 / 视觉中国

如果有了家庭和孩子，人们更会发现，自己的年薪十万根本不算钱。

在性别不平等排名为100/144的中国（数据来自世界经济论坛），女性会因为生育而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社会学家风笑天的研究表明，女性在生育当年的工资约下降17%，多生一个孩子后收入下降更多。

而招商证券的研究表明，10个拼多多用户，就有7个是女性；10个拼多多用户，就有将近6个是25-35岁年龄段用户。一二线城市已婚女性，刚生小孩，对生活精打细算，真的能对拼多多保持抵抗力吗？她们真的没有背着朋友偷偷购买17.9元的“陕西高原红富士新鲜苹果 8 斤”、46.4元的“安慕希酸奶 205g*12 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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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3日，广州加拿达中英文幼儿园，外教在教小朋友打高尔夫球。加拿达中英文幼儿园 年收费：约6万元 / 视觉中国

男性不会因为有了孩子而涨工资，但孩子的教育费用却在水涨船高。据新京报报道，现在的国际幼儿园学费每月就需要一万元左右，一般的幼儿园每月也要4、5000元。200元一节的舞蹈课、早教课更是压在中产家庭头顶的大山。一个人的年薪十万在日益增长的教育费用和生活费用面前，根本无足轻重。要想赤贫，请生二胎。

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拼多多

今天对拼多多口诛笔伐，也许是建立在认知偏差之上。如果你的身边没有人用拼多多，你自然会对拼多多的成功感到意外，甚至对拼多多售卖的爆款低端货感到生理不适。

高收入人群很容易困于一种被称为“享乐适应”（hedonic treadmill）的心理状态。享乐适应是说，虽然人们不断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和享受，但幸福感会迅速适应新的变化，而不是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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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4日，上海，一位“上漂族”晒出自己的早餐，其中包括牛油果奶昔 / 视觉中国

比如，一个人如果一开始只是温饱水平，当越过这个水平之后，便开始追求食物的精细、制作的复杂、食材的名贵。人们所获得的越多，所渴望的就会越多，幸福感则只是留在差不多的水平，富人比穷人并不会高多少。没钱的时候你只想要吹风机，有钱了之后你就会想要戴森的吹风机。

类似地，没钱的时候你看得上拼多多，有钱的时候你觉得京东要更好。京东的一二线用户数将拼多多与淘宝远远甩在了身后，达到了56.8%。

而且幸福都是跟他人比出来。试想一下，你年薪二十万而你的朋友都是年薪五十万的，和你年薪十万但朋友都是年薪五万的；你在用小米电视但你的朋友在用索尼电视，和你在用小米电视但你的朋友在用“小米精品”电视，哪种情况你更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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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日，太原，市民在街头排队等待购买咖啡 / 视觉中国

哈佛心理学家Daniel Todd Gilbert发现，收入不仅意味着自己可以获得多少资源，能买得起多大的房子和多贵的车，还会成为普遍的社会地位的代表。当金钱成为衡量人的标准时，它就不仅仅意味着购买能力，还意味着面子和地位，而这些则直接影响到了人的幸福感。为此，很多人宁愿以较低的绝对收入来换取较高的相对收入。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逛知乎常常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根据2014年6月知乎官方对知乎用户的调查结果，在北京的知乎用户中，有30.84%的人月收入都在1.2万以上。相比于快手、拼多多等大众化的软件，知乎的用户收入更高。当你发现别人都这么经历丰富还有钱时，难免会偷偷把自己年薪十万的工资条藏进抽屉。

这也许也能解释拼多多为什么不被许多知乎用户所理解。在知乎一个“如何看待「拼多多」这个 app？”的问题下，有个超过4000人赞同的回答表达了她对底层的蔑视，“我大姑子（使用拼多多）……她说她觉得淘宝的东西贵……觉得淘宝的东西都贵！这是什么样的消费观？我表示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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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报告中很多用户都是有钱人 / 知乎

人们就是喜欢和自己差不多的人比。在中国农村，有超过68%的村民会跟邻居或其他同村人比较，只有11%的村民表示会与村子之外的人相比；在中国城市，我们认为在城市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农民工却有着积极的社会态度，因为他们更容易与家乡的农民或自己的过去比较，而不是跟都市的白领们。

在中国，数不清的人也许刚刚用上智能安卓机，也许正在为孩子的奶粉钱操心，他们很少会现身说法，讲述自己为什么甘愿受骗，也要买那些廉价的可能是山寨的小商品。在拼多多里，折叠着一个真实的中国。

参考资料：

[1] 安徽省统计局. (2017). 安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 北京市统计局. (2017). 北京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3] 德勤. (2017). 中国安徽省安庆市投资环境研究报告——长三角专版.

[4] 许荣聪. (2018). 拼多多：靠什么挑战阿里、京东的主导地位. 招商证券.

[5] 宋玮. 房宫一柳. (2018). 对话拼多多黄峥: 他们建帝国、争地盘, 我要错位竞争. 财经.

[6] 李柯勇 & 刘诗平 &王清颖. (2015). 扶贫调查：直面中国贫困角落. 新华社.

[7] 王萍萍 & 徐鑫 &郝彦宏. (2015).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问题研究.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8] 张世伟, 吕世斌. 家庭教育背景对个人教育回报和收入的影响[J]. 人口学刊2008年第3期

[9] 张悦, 赵洁, & 王立勇. (2011). 中国物价波动适度区间研究与物价走势预测. 兰州商学院学报, 27(1), 59-63.

[10] 陈自芳. (2017). 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比较研究. 中州学刊, (2), 35-41.

[11] Henry Mcvey. (2013). China in Transition, KKR.

[12] 何立新, & 潘春阳. (2011). 破解中国的 “Easterlin 悖论”: 收入差距, 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 管理世界, (8), 11-22.

[13] 罗楚亮. (2009). 绝对收入,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财经研究, (11), 79-91.

[14] Boyce, C. J., Brown, G. D., & Moore, S. C. (2010). Money and happiness: Rank of income, not income, affects life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4), 471-475.

[15] 吴菲, & 王俊秀. (2017).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 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社会, 37(2), 7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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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嗅注：2018年10月25日，“简史三部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出席“2018信睿论坛——新技术革命与人类共同命运”，你大概会好奇赫拉利的书在中国是如何火起来的？他的视角是否有足够说服力？新作是否值得一读？虎嗅采访了这位当前大红大紫的畅销书历史学家，并和他聊了聊新作《今日简史》。

虎嗅原创组作品，头图 视觉中国

作者丨楼台

编辑丨李拓

即使你坐在赫拉利对面采访，仍能感到不真实。

全球超级畅销书作家、被国内读者戏称为“美国版罗振宇”的赫拉利，有着令人炫目的成就：这位牛津毕业的、研究中世纪历史的以色列知识分子找到了一个打动全球读者独特视角，他的第一本书《人类简史》就热销300万册，《未来简史》也达到200万册，单中国区市场就贡献超过了1/3的销量。虽然全球来看，《未来简史》不如《人类简史》，但中国人对于赫拉利的热情却更加高涨，销量依然超过百万。两个多月前，他的新书《今日简史》也率先推出中文版。

他的新书译名为《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但其实英文版书名为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也就是《21世纪的21堂课》，一共21章，像教授上课一样，每一章引导对于一个主题的思考，不乏奇思妙想。

与年销量超6亿册的《圣经》相比，让人感到不真实的并非“简史三部曲”的销量成绩，而是他讲述的故事——当他转向你，用手比划试图解释某个概念时，指尖可能离你不过30厘米，你能够清楚地到他纤细的手指，高凸的颧骨，眼镜片下瞳孔的颜色，还能清楚看见他起伏的眉毛，细微的表情变化，但整个谈话下来，你就像是在围观一场精彩的魔术，靠得越近，就越感到无法看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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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谈到了“数据霸权与个人隐私的问题”，但今年5月欧盟通过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还是个有待评价的“新事物”，这部法律能限制AI 的发展，保护个人的隐私和自由吗?

面对我的第一个问题，他简短地回答，不会，因为中美会在这方面持续竞争，欧盟可能仅仅只是一个落后者。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答案，但是接下来，他迅速将话题转到 AI 的前景的想象和预言上：或许20~30年之后，计算机和生物学的发展就可以让我们了解人类内心想什么，极权和权威政府可以用 AI 真正的了解人脑中想得到底是什么。

“这才是最危险的事情。”

没有人能在瞬间判断这个预言的准确性。因为这类反乌托邦情节，通常只会从一些角度刁钻的科幻小说中蹦出来，击中你。

但赫拉利是讲故事的高手，用独特的叙述技巧，不断选择和组合看似毫不相关的知识，就像魔术师一样，利用声、光、影等各式各样的手法操控读者心智，他将计算机和生物工程组合在一起，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

精彩的代价是知识的严肃性和复杂性的流失。观众可能会赞叹魔术师高超的表现技巧，但更多人将之当做一次特殊的娱乐。书中的故事太流畅，太无懈可击，以至于在稍严肃的读者眼中是那么可疑。

蒋方舟评价《人类简史》“正确的不够原创，原创的不够不正确”，并指出其核心逻辑来自剑桥大学的教授罗宾·邓巴，写作手法则借鉴了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但是完全忽视了如地理、气候等因素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并且不切实际地夸大了农业的负面影响。

许知远在《十三邀》中也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赫拉利笔下故事的怀疑。当许知远问起“如何跨界组合其它学科的知识”时，赫拉利坦言，他所能做的就是信任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希望其他人没有犯致命的错误。他引证的范围太过广博，人类学、考古、生物学、认知科学，基因工程，物流学，无所不包，无所不有，但有些科学研究是建立在富有争议的假设之上。

比如，在《人类简史》中，赫拉利认为智人之所以能够战胜尼安德特人是因为语言优势，语言开启了人类虚构故事的能力，在此之上，智人的组织能力出现了飞跃。但这个论据并不算稳固——有科学家认为尼安德特人很可能也会说话，理由是：FOXP2基因（即叉头框P2基因）与人类的语言能力高度相关，而尼安德特人和人类的 FOXP2也完全相同。2014年，尼安德特人的舌骨还原的电脑模型也表明，尼安德特人可能具有语言能力。实际上，近年来，关于尼安德特人具有语言功能的猜想一直盛行。

虽然这不是板上钉钉的史实，只是科学争论，但是一旦证明尼安德特人具有语言能力，赫拉利的论证的起点就会发生动摇。

北大历史学家高毅在《人类简史》的序中，在热情的赞叹其想象力之余，也觉得他的旁征博引“是让人生疑的”。

在他大胆而天才的引用中，一个学科体系内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完全被省略了。赫拉利说，这是鸟瞰历史的必然，必须简化和做出选择。选择又涉及主观判断，而非简单的基于证据和事实，但是很难相信，赫拉利具有足够知识背景能够让他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一旦知识的边界消失，必然只能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得无远弗届。缺乏知识储备的读者即使心有疑虑，但也难以反驳，阅读中有的更多的是一种带有极大保留的挫败感。

所以《经济学人》非常尖酸刻薄地评论：

“一部肤浅、华而不实的作品……赫拉利倾向于用科学来标榜自己，用了一些例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词汇，但他没有严肃地对这些话题进行展开。相反，他像是在做一场 TED 演讲般，一笔带过。他的论断相当模糊，正如飞转的轮胎钢圈一样，永远看不清真实的辐条在哪，给人留下的只有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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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人类故事更像是历史哲学，虽然哲学无法证伪，但例子可以。

例如，他热衷列举 IBM使用 Watson 诊断癌症的案例。IBM宣称 AI 将取代医生，但现实是，Watson更像是这家公司在10年前宣称的智慧地球，更像是个激进的营销概念，而不是现实的技术方案。

我们暂时回顾一下这款AI医生的历史。2012年，IBM 与MD 安德森癌症治疗中心签约，利用 Watson的 AI 技术提高对病人的诊断。根据IBM的官宣，Watson 系统正在不断升级和迭代，已经和全球200多家医院达成合作，治疗超过8万多癌症病人。但2017年以来，Watson 的负面新闻不断：多家合作机构就已经终止和 IBM 的合作；内部文件也证明，诊断正确率并不乐观，项目内部也出现了大规模裁员。现在 AI 在医疗方面已经放弃人机对战模式，而是转向人机合作。

在谈及歧视的问题时，我发现，赫拉利对于 AI 的技术认知可能也存在瑕疵。

以法庭审判为例，他确实承认 AI 存在歧视问题。但是它比人可靠，法官都是有潜意识的，但 AI 没有潜意识。人们一旦认识到为何发生歧视，就可以修正它，它毕竟只是算法。但问题主要是在于，人们无法理解大数据和 AI 的算法，以及它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AI 算法的歧视性可能不是因为人类无法理解处理海量的数据， 而是算法和伦理的矛盾，即本质上过去无法代表未来。

美国公司NorthPointe开发了一套 AI 算法，用来计算“罪犯再次犯罪”的几率, 在不考虑种族因素的情况下，就发现 AI 存在明确黑人歧视倾向：AI系统评估黑人的再犯罪率（42%）是白人的近两倍（22%），事实上，研究发现，在同一水平的再犯罪评估上，白人和黑人的再犯率相同。

这是一个公开的算法和数据，研究发现，AI歧视的本质就是因为黑人整体的犯罪率高，所以系统必然高估黑人的再犯罪率（推导过程有些烧脑，具体过程请看链接）。这当然是歧视，因为犯罪的是一群人，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另一群人。

更别提最近亚马逊招聘系统曝出的“AI性别歧视”丑闻了。

这些细微的瑕疵并不影响书中的宏大叙事和历史哲学，但足以让人怀疑他是否有处理技术细节问题的能力。当然，“白璧微瑕”固然能引起知识分子的侧目，却不能影响赫拉利在中国的火爆。赫拉利还曾感慨，自己是学者，在中国却被当做摇滚巨星。现在他的出场费已经高达30万美元（约合200万人民币），很有可能远超中国的一线摇滚明星，毕竟赫拉利应该不知道，代表叛逆和批判精神的摇滚在中国是“非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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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简史》的中文版编辑卢俊对许知远说，他一开始并不知道这本书能火起来。

编辑的预估偏差也情有可原。毕竟，中国人这些年的阅读习惯没那么好，虽然政界、商界和学界的领袖都热衷于推荐读书，但通常止于“报书名如背菜名”。当然也有些例外：凡客诚品的老板陈年算是一位爱读书的文艺中年，他更愿坐在一排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以艰涩著称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前接受采访和拍照；深受“不读书指责”困扰的马云曾在《对话》节目上吐槽：“办公室里放很多书的人，十个里面有八个是骗子。”坐在旁边的柳传志和王健林一脸尴尬，马云赶忙补了一句“这两位除外”。

当然，现在马云也求网友推荐书了。

但是赫拉利赶上了中国的“全民创业”的黄金时代。《人类简史》于2014年11月被引入中国，此前两个月，2014年9月，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中国从此迈入“双创”时代。

当时，中国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10.6%一路指向2011年9.5%，2012年7.9%，2013年7.8%，也就是在2014年，GDP增长7.3%，真真正正突破了“GDP保8%”的心理关口。不过，当时人们还仅将此视为新旧经济动能转化的信号，林毅夫还坚信未来20年以上的中国每年GDP增长还能做在8%以上 。

2015年，双创被正式的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并不止口头鼓励，还真金白银地掏钱。当年，从2月到10月，央行五次降准和降息向市场释放资金。2016年，中国大学生毕业之后创业率已达到3%，而发达国家仅为1.6%水平，每天新增1.5万注册企业。资本市场上热钱翻滚，创业估值也是水涨船高。根据 CB Insights 的数据，2013年，中国新增的独角兽数量为0；2014年，新增独角兽为5个；2015年，新增独角兽18个。

历史进程带红了赫拉利。卢俊直言，《人类简史》就是在创投圈最先火起来的，甚至一度成了圈子彼此接头的暗号。中信出版社副主编朱虹告诉媒体，在营销《未来简史》时，“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读者分析，然后把这个首要推广目标人群锁定在了关注人工智能的互联网企业。他们这些意见领袖，要掌控未来发展方向、趋势的这批人”。

新一代互联网公司的新贵都超越了“报书名”的阶段，开始炫耀自己有多少部 kindle，你有三部，我就有五部，好像自己才是最手不释卷的那个人。

作为媒体人出身、“拧巴”的创业者许知远抱怨道：“这些创业者和企业家都不读书，然后都喜欢讲宏大的历史，都上来就人类开始演化，就是用一种似是而非的知识，把他们笼罩在一起，他们也自我感觉良好。”毕竟，百万册级别的销量，在线打开率不及15% ，完成整本书阅读的比率估计不超过2%。

但也未必如此简单。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贯反共的傅斯年等一行6人赶赴延安，敦促国共和谈。毛泽东亲自去机场迎接了这位五四时期的学院领袖，秉烛夜谈一宿，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傅斯年感叹：“我们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毛泽东手书唐人章碣的《焚书坑》送给他年轻时仰慕的偶像，其中“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两句意味深长。这也不难看作中国文化心理中实用主义最直接的表达。

李泽厚曾指出，中国人接触的更多是列宁主义，这不无道理：中国儒家知识传统就有很强的入世改造世界的实用倾向，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这种倾向混合着灵活的实用主义和强烈的道德信念——“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更契合打破马克思理论枷锁的列宁主义。

这种实用主义无孔不入。“双创”时代出版的《人类简史》正逢其时，而赫拉利的人类故事可以简化为，由于人类发展出了虚构故事的能力，大规模的组织合作成为可能，所以人类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这种叙事被有意无意地被创业者再次精简为：故事+奋斗=自我实现的历史预言。

一个能够自我实现的故事就是创业的核心。没有人比创业者和投资人更需要一个好故事，创业团队、商业模式、市场前景和消费者需求都被要求简化一个好故事，故事是最能够打动人心的，创业者必须相信“相信的力量”。

2015年，小米估值从百亿美金翻到五百亿美金，雷军2013年开始鼓吹的“站在台风口，猪也能飞上天”成了创投圈最好的风口故事。

彼时，“追逐风口”成为创业者和投资人最焦虑的话题。商业模式、团队经验和市场前景都被创业者和投资人简化为围绕着风口的故事和想象。未来的风口不可预知，但故事可以成为连接未来和现在的桥梁。创业者的格言便是“未来不是预测的，而是创造出来的”——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过程。

创业者犹如中了无限月读，纷纷陷入幻觉。毕竟创业圈比拼的是自己扭曲现实的能力，什么都可以是风口。除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工程，甚至90后的年龄标签也能成为风口故事。

在央视的舞台上，95后少女王凯歆表演凌空踏虚的神通，一句“我帮你们赚90后的钱”拿到千万融资； 90后超级课程表的余佳文公开夸下海口分红1个亿，又迅速反悔，diss 周鸿祎不懂90后。互联网金融、共享单车、数字货币和无人货架等“赌风口、押赛道”的故事源源不断地涌现，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

法国年鉴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提出过历史的分层，就像地中海一样，海面上的风浪只是的表象，决定海水流向的是海面下的洋流和地理环境，历史的英雄和故事也是被更深层次的因素决定。

创业者的故事不过是海面的浪花，更深层之手逐渐开始显现力量。从2015年开始的金融大跃进，在2018年初开始收紧，决策层酝酿资管新规，打击影子银行。

最近，央行行长易纲公开检讨央行在去杠杆上操作不当，导致信用紧缩，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其实在他接任之前，央行就已祭出最激进的紧缩政策：2018年第一季度，真正能够代表中国基准利率的 Shibor（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即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 在三个月内上升了近200个点，这简直相当于十次加息，流动性直接被锁死。

在此之后，我们再也没听到过任何风口故事。不到三年的窗口期，留给创业者的时间太短暂，留下更多的是“买房兴邦，创业误国”的激愤和“我还爱你不后悔，也尊重事情结尾”的感伤，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如今，中国人最后信仰——房价也是摇摇欲坠。

但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热衷于经济活动，创投热造成了巨大的“读书讨论”的惯性，所以《今日简史》依然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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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利也坦然面对所有批评。

在与虎嗅的对谈中，他坦承自己会犯错，但更多时候是深感无奈。他强调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Guru（上师），也不是预言家，未来不是确定的，但他更愿意强调未来和现在有关系，未来取决于现在人们对未来的思考和选择。他很像卢梭，除了有奇怪的“厚古”倾向之外，他在书中总是采用一些夸张的论证方式来宣扬一种极端的可能性，但是在面对交流时，态度却是谦卑而礼让。

他强调写《今日简史》是要呼吁公众关注真正重要的问题。他抱怨道，现在人们谈论贸易战，恐怖分子和反全球化，简直是不可理喻，完全误解了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应该谈论真正重要的东西：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和大公司的垄断，社会可能面临的不平等……

他能把人类过去和未来讲得引人入胜，但是对现实的批判却无力得多。他毫不掩饰对于川普的厌恶，认为政治家鼓吹一个“黄金时代”极其可笑，那只能走向过去，而不是未来。人们一定通过全球化的合作来解决问题，例如：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他也认为人们对于****反应过度，呼吁宗教宽容和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总之，《今日简史》是一部极为“政治正确”的书，但却缺乏说服力和前两本书新奇的视角。

这是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尴尬。他也承认自己提出了问题，但并不能提供正确的答案。除此之外，他对于科技的过度执着和夸张想象也让争论更多停留在技术实现的可能性上，而不是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天才的想象和宏大的视角是他的成功之处，但是在触发的话题上却是遗憾。

《今日简史》是一本值得读的书，但很难保证读者会如他所愿去讨论书中的问题。

有时候，立场和影响力显然比洞察和答案更为重要。来中国宣传新书时，赫拉利也了接受《环球时报》的采访，他回答了许多关于国际政治和中美贸易的提问。只不过在接受《侠客岛》提问时，他就表示过对此类问题的无奈：

“我也不是中美关系或贸易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从长远来看，我只能重申，全球合作是21世纪人类繁荣的基础。贸易战的危险在于，如果贸易战升级，那么它最终可能演变为真正的战争。

“在21世纪，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将毁灭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没有人能成为战争的赢家。所以，我们需要对贸易战保持极度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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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重度垃圾化的简体中文互联网已然臭不可闻，但虎嗅的诸位朋辈还在尝试进行一些值得探讨且可以发表的非虚构严肃讨论，这种苦中作乐的努力应当鼓励。

他们最近的工作成果，是一个名为“新女性”的策划集：通过采访蒋方舟、曾轶可、王霜等数位“见过世面、见过不易、见过自己”的女性，探寻她们的价值取向，以及外界因素给她们留下的烙印与影响。

本篇，既是为虎嗅“新女性”系列策划起到一个开篇作用，也是将我近期对当代中国女性问题的思考做一个简要总结。

矛盾

1981~1991年，中国迎来了建国后的最后一拨婴儿潮，上亿独生女性在随后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发现自己不必再去成为依附者。仅在高等教育入学人数一项中，女性就牢牢压制男性达十年之久。这些第一次被中国家长们按照传家宝标准培养的大批女孩子们，此后逐渐掌握了话语权，成为信息传播的关键节点。

2014年，那拨婴儿潮中最小的姑娘，也已经距离平均结婚年龄相差不远。当这些获取了同性祖辈所从未拥有过的自信与地位的姑娘们，开始集中进入婚恋市场后，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低结婚率、低生育率和高离婚率的有力推动者。

于是在那一年，“直男癌”和《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成为了社交媒体热点，紧随其后的，则是春晚小品《女神和女汉子》引发的性别歧视论战，以及那个靠“怒怼男人不靠谱、怒怼女人不争气”走红的咪蒙。

从那以后，作为当下中国社会的“元话题”之一，女性话题如同民族主义、贫富差距、中产焦虑、育儿危机等元话题一样，具备随时引发全民讨论的能量，性侵、性别歧视、女性权利、婚恋纠葛等，都是女性话题下长年刷屏社交媒体的流量之王。

然而，细数女性这个元话题的根基，就不难发现一对奇怪的矛盾之处。

一方面，中国女性在某些方面的“待遇”可以说不仅与世界接轨，有的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要更好，甚至好得不少。

由于实行彻底的一夫一妻制，建国以来几代人倡导“女性能顶半边天”，意识形态上几乎清除了宗教影响，家族势力在城市以及大多数北方农村中也逐渐式微，再加之30年计划生育政策对女童的成长起到了事实上的资源保障作用。因此当中国女性望向海外时，常常有些“友邦惊诧”之感。

比如今时今日，美国还要为“女性自由堕胎权”而辩论、示威、抗争，而在中国几乎每个城市最常见的医疗广告，就是“今天做手术、明天就上班”；再比如，全球近40%的女性自杀者来自印度，和这个充斥着早婚、家暴、轮奸、性侵、女性买卖、胎儿性别检测的国家一比，那些引爆中国社交媒体的“嫁给大山的女人”、女德班、Me Too运动们，都显得苍白乏力；在美加英俄等欧美国家，女性一旦成为妻子连自己的姓都较少保留，多随夫姓；在日韩，女性婚前无论是何种学历、职位，婚后大多迅速成为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从此不再保留个体的社会价值，完全服务于家庭……更不要提那些宗教多妻制地区，要么让姑娘们遮盖全身只能以眼示人，要么在2017年刚刚结束了“强奸犯只要与受害人结婚就可以免遭惩罚”这种简直像是地狱里的法律规定。

和这些国家的这些方面相比，被中国电商捧为“女神女王”、目睹越来越多的男青年表现出“求生欲”、能够基本自主决定婚姻生育选择、婚后也可以长期工作、可以自由表达对名利美貌及偶像的追逐、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世界第一、大概率上不会被早婚强奸人口贩卖问题困扰……的中国女性，在这些方面无疑是更幸运的一群人。至于这种幸运缘自何方，幸运儿又是否知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美国最高法院前举行的反堕胎游行

然而，矛盾之处在于，还有另一方面。

即便中国女性拥有这么多的“高待遇”，在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表的《2017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中国的性别平等指数排名却继续下跌，已经在144个国家中排名第100位，对比2006年时，中国还排在115个国家中第63位。

再比如，据第一、第二和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1990年，城镇在业女性的收入为男性的77.5%，1999年时，这个数字下降到70.1%，到2010年，城镇女性的收入仅为男性的67.3%；这意味着不同性别分享的经济红利并不平等，且男女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更不必提，中国社会对于女性的总体不尊重感依然强烈，无论是职场和校园中的性别歧视、缺乏保证的产假和怀孕自动辞职，以及各个圈层中频繁普遍的性骚扰、公共媒体上时不时出现的“剩女”、“耻感文化”、“弱化女性”，以及全世界垫底的出生性别比（中国每出生100名男孩，只相应出生87名女孩），都勾勒出整个社会对女性不够友好的底色。

甚至于大学教授们公开表示“学术界不是女性地盘”；哲学家高呼“一个女人成就再大，倘若不肯做温柔情人、体贴妻子、慈爱母亲，那美感要大打折扣”；还有像本文题图中那样，某知名汽车品牌为了宣传官方鉴定二手车更靠谱，竟然将婚礼上的新娘比喻为二手车，让婆婆亲自拧鼻子拉嘴巴检验一下成色，看看是否原装。

奇怪之处在于，在这些方面，中国现状却又不和国际接轨了，甚至于在某些时候表现得低于其它社会的合理期望值。

比如Me Too等一系列性侵举报在成为网络热点后，却少有下文，被举报者也鲜有处理，一些在发达国家常见的“保护被害人、严查涉嫌者”的举动更是稀缺。不少女性举报者受到了粗鲁和不公正的对待（参考章文的荡妇羞辱），更不必说从“北电候亮平”到维权女工，再到中国知名的几个女权大号接连失去网络表达权，直至围观者散去，“街市依旧太平”……

于是，就有了这等矛盾的现状：一面是中国女性在不少方面“超英超美”，优越感独步全球；与之对应的则是中国女性在另外似乎也挺重要的不少方面体验很差，甚至不如一些经济体量远小于中国的弹丸之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撕裂的矛盾？是因何造成的呢？

娜拉

如今中国年轻人，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娜拉出走”是什么意思了，可能有爱看韩娱的80后会联想起来，上学时有个挺出名的韩国女演员叫张娜拉，仅此而已。

“娜拉出走”最近一次在中国舆论场被提及，还是在2017年全民围喷许知远的时候。在一篇名为《十三邀里装十三：许知远式尬聊》的文章中，作者爽快利索地表达了多数国人对许知远这个“装B分子”的鄙夷——

“许是个陈腐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角落里保持对时代的距离、固执己见……他认为娜拉出走追求的自由是精致的，而如今年轻人的疾呼没有一点新意……一个老派、傲慢、乏力、高举知识分子大旗的尬聊采访者。”

许的确在采访马东的时候，表达出了对时下的不理解，他说《奇葩说》的种种讨论，都是一百年前五四时期“娜拉出走后会怎样”的变种，而且还没有五四时期激进，不理解现在拿出来再讨论一遍的意义何在。

且放下许知远不谈，我们先搞明白，这个“娜拉出走”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话题对于中国女性，对于当下有什么意义？

1879年，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写下了传世剧本《玩偶之家》。该剧中，女主角娜拉原本自认为找到了理想伴侣，然而没想到看似幸福的婚姻背后，却隐藏着夫妻双方不同爱情观和家庭观的撕裂——

“娜拉漂亮、可爱、性感，又尽力表现得乖巧，温顺。丈夫对她确实百般宠爱和疼爱，娜拉也为此感到幸福，并误以为这就是真正的爱。最终她明确地意识到‘咱们的家只是一个玩儿的地方，从来不谈正经事’，暗示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互相有性兴趣，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思想感情交流，更谈不上深刻爱情。”

出于自己处于依附地位所产生的不良感觉，以及爱情理想的破灭，娜拉选择结束这段感情，通过离开家庭的方式宣告“我首先是人，和你一样的人”。随着女主角的关门声，话剧落幕。

由国内演员曹颖、王斑演绎的“玩偶之家”

该剧上演后，迅速在多个国家获得关注。140年前别说中国，就连欧美国家也少见离婚之事。如此“离经叛道”的作品自然引发议论如潮，而真正在中国引发相关讨论的，还是胡适和鲁迅。

胡适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开辟了特刊“易卜生号”，内容中“救出自己”的呼唤，震动一时。用许知远的话说，“关于‘娜拉出走’的辩论吸引了全中国的知识青年，大多数人喜欢借此控诉那可怕的家庭制度和传统，在那个年代，这是束缚大多数中国青年的原因。”如今看来再自然不过的女性人格独立、经济独立和男女平等话题，在那个宗族礼法时代还是不太能触碰的逆鳞。

5年后，鲁迅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核心问题“娜拉走后怎样？”同时他也给出了答案，如果没有平等的经济权利，那么离家的娜拉要么卖春为生（堕落），要么继续投靠丈夫（回来），要么就是饿死，除此外恐怕再难有别的路。

这实际上已经升华或拔高了易卜生的原著，挪威人不会想到，这部主要展现情感纠葛的戏剧，在中国成为了女性意识觉醒、女性解放运动以及全民逃脱传统生活的重要推动力。茅盾曾说过，娜拉在青年口头出现频率之高，不亚于马、列。据说当时请人吃饭，主人为避免引起争论，会特地在客人面前放一张写有“莫谈娜拉”的字条。

原子

1919年，娜拉在中国的影响愈演愈烈。时年，湖南长沙女青年赵五贞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于出嫁之日自杀于花轿中。另一位长沙女青年李欣淑选择离家出走投奔北京，并给胡适写信“自从看了五卷《新青年》后，就不满意我的处境了”。而真正的娜拉翻版，则数广西女学生李超，由于反对旧家庭，被家里断了经济来源，竟最终贫病交加而亡，完全应了鲁迅的“出走之后预言”。

在北京，胡适和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参加了李超的追悼会，并分别登台演讲，时人称“全场感动，满座恻然，无不叹旧家庭之残暴，表同情于奋斗之女青年”。而在南中国，中共另一位创始人毛润之则因赵五贞事件在一个月内连发9篇文章，抨击“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并总结到“现代以前不知有所谓‘恋爱神圣’的道理。”

所以后来，不少城市青年或知识青年投奔革命，更多是为了追求个人自由。更直白一些，用秦晖的话说，很多人就是从追求个性解放和个人幸福、摆脱包办婚姻和“旧式”家庭家族、反抗族权父权夫权家长权、抗婚逃婚离家出走，而走向了“革命队伍”的。

于是，“娜拉出走”天然地成为了延安一脉的精神同道，革命政党联手“娜拉”，不仅呼应时代需求，也能增强自身实力及号召力。比如，1935年时，蓝苹女士就曾经饰演过话剧《娜拉》的主角，且广受好评。而两年后，她就将转进延安，并改名江青。

无论是五四时几位文人主将讨论的娜拉问题，还是日后革命领袖们对“娜拉”的接风洗尘，都暗含了一个逻辑，就是打破束缚在娜拉们身上的家族力量，礼法力量。而给娜拉们指的明路，则是投身于变革制度的事业，即革命。

这就造成了从延安一脉相承的执政党治下，中国女性问题的特色现状。

红色宣传画

不受家庭、宗族、礼法、传统文化束缚，就意味着中国女性一笔勾销了中东的“强奸法”、多妻制和黑袍（文化礼法）、美国的“堕胎争议”（宗教）、印度的早婚和人口贩卖（宗族）、欧美的夫姓（家庭）、日韩的家庭主妇化（家庭）。

这无疑是一次飞越式的进步，仿佛瞬间就把山顶洞人请进了五星级酒店，即便时至今日，能像中国女性这样迅速干脆利落地将传统束缚全部“断舍离”的国家，也是全球罕见。这就是上文中称，中国女性在某些方面的待遇超英超美的根源。

但，进步背后是有代价的，飞越式进步更意味着交付了巨大的代价。

鲁迅早就说过，娜拉出走后要想不饿死，不回家，不堕落，就必须要有经济权。而广大中国娜拉飞越式地成功出走，就意味着必有一个比“小家庭”更强大，稳定的经济来源。这个来源是什么呢？

当然是那个象征着革命、进步、新生活的政治团体。这个团体赋予了她们权利，给了她们经济来源，让她们足以不再被传统束缚。在这里，她们抛弃了各自的“小家庭”，共同成为了“大家庭”的一员。

也就是说，娜拉们不再是父母的人，却都成为了“组织的人”。这可和娜拉们出走时的初衷——“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相差甚远，很快，她们就明白这种差别意味着什么了。

在男女性别比几乎20：1的延安，容貌气质佳的女知青自然就成了“抢手货”。随之，经组织决定，这些不能为家族利益而嫁人的娜拉，眼下却必须为“革命利益”而嫁人。

当初逃离旧家庭包办婚姻的女青年们，却在革命大家庭中再一次遭遇包办的命运。

也就是说，中国女性权利百年来取得翻天覆地般神速进步，是基于组织将娜拉们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组织才得以迅速推行“妇女能顶半边天”，进而一笔勾销了传统束缚。而其代价，就是娜拉们在提供权利和经济的组织面前迅速原子化，娜拉们一旦接过“半边天”的权利和实惠，那也就代表着不再属于小家，而是属于组织的大家。

在这个过程中，娜拉们以为自己独立、自主、平等了，纸面上的法规和口号中的保证似乎也都是这样说的，其实却经历了一次个体权利换汤不换药的转包过程。她们不再像某些国外娜拉那样问题缠身，却掉落进另一种多舛的命运洪流中。

于是，当娜拉们发现大家庭下的不爽，想再像当年逃离甚至推翻小家庭时那样“出走”，可就没门了。这也是为什么时至今日，在比较传统束缚时，中国娜拉们超英超美，但当向“组织”和公权力要说法时（比如就业、安全、分配等公共事务），中国娜拉们就只能“销声匿迹”，远没有当年那么决绝洒脱了……

这个话题就只能写到这里了。

诱惑

中国女性问题的复杂性并不止于此。

曾有研究者总结过数据，证明和其他文化及地缘相近的东亚地区比较，中国的结婚率异常高：直到2005年，一生中从未结过婚的成年人群占比，香港超过20%、日本台湾新加坡都超过15%、就连父权社会色彩极为浓重的韩国也节节攀升，向10%迈进。只有中国，依然比1%高不到哪去。

对比西方社会来看，美国有23%的男性和17%的女性从未结过婚，而法国每3对伴侣中只有一对会结婚，其他两对会选择“同居协议”。

然而在中国，35~39岁从未结过婚的女性，只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1.7%。也就是说，在40岁前还不结婚的中国女性，个个都是百里挑一，几乎“自绝于人民”，其背负的压力可想而知。

中国女性为什么会这样前赴后继地结婚？这其中当然有真情实感、文化影响、代际惯性、外部压力等诸多因素在起作用，而一个往往被忽视的推动力是：中国男性及其家庭为未来媳妇开出的价码。

这价码可不止是直接的“礼金”，也包括恋爱阶段的“请吃请喝”、“送包送iPhone”，结婚后的“工资上交”、“买房加名”，甚至还有笑脸相迎的“求生欲”等精神待遇。即便和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男方支付的总结婚成本也毫不逊色，几乎冠绝全球，和印度这种还需要女方出嫁妆的国度更是天地之别。

所以，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抱怨“人生已经如此艰难，何必再给自己找个祖宗”。而从十几岁到三十多岁这段漫长的“恋爱期”中，作为整体的中国女性所收到的物质和精神实惠，也是极为丰厚的。这正是Ayawawa等专门教姑娘如何“最大化婚恋收益”，甚至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导师和机构走红一时的原因。

本图作者：Mimi N

那既然结婚这么贵，除了情感诉求及传宗接代等传统和家庭因素外，中国男性为何还要如此努力为未来妻子开出高价码？

首先是经过长年计划生育的“少生女”影响，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300多万，一个更触目惊心的数字是，中国30~39岁之间的未婚男女比例为279 : 100，即每100位未婚女性对应279位未婚男性，资源稀缺不争不行。

其次是中国自明清之后，将“万恶淫为首”奉为社会信条，加之后来新政权对色情行业的不容忍态度，导致中国男性充分解决性欲的唯一正当途径就是恋爱和结婚。

第三点，则是上文提到过的，“娜拉出走”和计划生育导致女性高知化这两个因素叠加，导致新女性结婚生子的意愿迅速降低。为了能够让娜拉们“回家”，丈夫们必须拿出更多物质和精神的价码来“诱惑”。

然而，当娜拉们或出于真情，或出于压力，或出于诱惑而回家后，却往往发现“这和我从小期望的家庭生活不一样啊”。不少中国女性在婚后最常抱怨的，就是丈夫甩手掌柜、“丧偶式育儿”、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干活、从女白领瞬间变成老妈子……到最后甚至会疑惑，这都什么时代了，我怎么在家里还过得像是妈妈甚至姥姥那个样子？

这种境况光指责男性也并不全面，因为当时组织号召出走、一笔勾销的时候，是以革命和运动的方式进行的。这其中既缺乏观念转变的浸透，更没有利益相关方的博弈和适应过程。不少发达国家丈夫在家庭中对妻子的尊重，是多年来小家庭和社会文化在不断变化中，自发磨合自发适应，加之公权力法规监管（如反家暴、离婚分配），数代人逐渐碰撞调整的结果。

而中国的娜拉们看似走得很快，等回到家庭才发现，家庭还是那个家庭。之前的出走和革命只是夺得了娜拉自己免于束缚的自由，如果娜拉们选择回到家庭，那就还是要面临祖祖辈辈女性们老妈子的命运。因为娜拉变了，可家庭，或者说父权社会并没变啊。

更何况，此前为了把娜拉们请回家，中国男人掏了大把真金白银和精力心血，如今“米已成粥”，难免就有种“老子给你吃喝，你还不好好伺候”的逆反心态。

因此，一旦娜拉们回到家庭，或者不得不和父权社会打起交道（比如老男人的酒局、男性上司的邀约），就时常会感到一阵“恶臭感”。可现在再没有圣地可供逃避了，如果想改变“小家庭”，那可能要花毕生之功去调整适应，如果碰上的是公共问题，那就又可能聊着聊着ID就没了。

有人会说，那不回到家庭不就行了。可是，由于父权社会的底层逻辑依然对女性不友好，加之公权力对资源分配和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导致中国女性在家庭以外的社会价值，相比男性而言是比较有限，且上限很低的（无论在国家级决策层、基层自治组织还是企业决策层中，女性的比例都低于1/3）。

在这些因素尚无法改变的当下，中国女性在家庭以外获得成就感和认同感最有效的方式——有些令人唏嘘——竟然是投奔消费主义。因为只有商家，是对有消费能力的女性真正贴心揣摩、及时正反馈、不设快感上限的。比如为迎合女粉丝，小鲜肉走红；为了让女买家买爆双11，电商封其为女神女王；为了给女性留下好感，美妆品牌纷纷打女权广告为姑娘们“撑腰”……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消费主义不局限于“商场买包”，也包括生产综艺娱乐节目的内容制作方、制造吃瓜热点的社交媒体、交流变美心得的医美社区等等。

这也就是女性为何成为（短）视频网站、微博热评区、电商、美食旅游点评等相关互联网服务当仁不让的绝对主力群体，并且牢牢把握着话语主导权。因为只有在这些消费领域，她们才能真正被平等对待，甚至被优待。当然，这同时又加深了父权社会“败家娘们干不了正事”的印象，让女性在社会中的空间更加狭小。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娜拉们不接受男性回家的诱惑，而去寻找小家庭以外的成就感和认同感时，又非常容易落入商家的诱惑。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面对作为整体的父权还是商人，娜拉们更大概率会充当实现对方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只有足够幸运的少数中国女性，能被对方视为具备真正独立人格的个体，哪怕对方看起来对娜拉关怀备至或俯首帖耳。

总之，只有在作为一个脱离小家庭的消费者，且不需要和父权社会打交道、不需要向“大家庭”要说法时，才是中国女性当下的最佳生存状态，这种状态甚至放眼全球都难有对手。

可是，娜拉们是否能够一直脱离小家庭？婚姻与权利，难道只能二选一？是接受男性的诱惑回家，还是去社会上接受商家的诱惑？消费爽快的同时，却加深父权社会的鄙夷，如何取舍？而且，谁又能保证娜拉们此生不会和父权及“大家庭”打交道要说法？如果真碰上那种时刻，又该如何是好？

请允许我修改两句何勇《钟鼓楼》的歌词，结束本篇文章——

“谁给她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错误答案。”

以下为虎嗅“新女性”系列报道的超长广告时间——

最近，我们以1988~2000年间出生，即18~30岁之间的科技界、商界、文化界中国新女性为研究对象，描摹其中的突出样本，准备评出2018年度新女性杰出代表。为什么要以18~30岁为界？各个年龄段的出色女性都很多，但18~30岁阶段的女性，她们已有了自己初步三观，然而还在成长变化；她们成人，但还没有被彻底社会化与庸常化，拥有天然活力，正处在影响社会的上升期；她们更加彻底地代表自己——我们认为，从某种程度上，她们能更突出地代表“新”、同时也具备了社会研究的意义。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了那些即便进入世俗社会眼中的“平稳”年纪，但依然散发时代优秀特质的人，也会做一些采访与报道。

“新女性”项目，将是虎嗅今后长期年度关注与投入的一个报道与评选产品，希望得到社会各界关注与支持，欢迎金主赞助，与我们进行各种合作，共同为中国新兴女性群体发声。

总之——

感谢您对中国新女性的关注。我们都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精心奉上如下内容：

2018年值得关注的新女性一手采访文章：除了伯通上文提到的蒋方舟、曾轶可、王霜，还有更多，她们可能是您熟悉或不熟悉的；

部分采访视频：新女性何以成为新女性？面对镜头，这是更真实的她们；

“新女性之选”：除了精神特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在物质消费上还呈现出哪些选择偏好与特点？不同品类下的首选品牌是什么；

年度“新女性”榜单：欣赏的女性没有出现？还可以这样支持她——在评论里提名，她们将有机会成为“年度新女性”，并在2018年度的F&M创新节上持续闪耀。

欢迎扫描海报下方二维码，参与我们精心准备的、盛大的F&M创新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