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朱院士，李国平喜欢谁
发布时间：2022-05-03 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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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平喜欢谁李国平院士原配夫人–朱耳端俞文辉许泽青徐慧敏宋春霞郑义文日传老子绯闻不得好死狗2，三七的阴阳论是谁提出来的三
1，李国平喜欢谁
2，三七的阴阳论是谁提出来的
三七的阴阳论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石学敏和天马（安徽）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提出的，生三七属阳，熟三七属阴。具有补血、养血、和血、清血、调血的作用，不会对女性和老年人造成不适。阴和阳是相互依赖的，是谁也不可没有谁的。就有如太阳照在身上会产生影子一面阳一面阴一样，它们是共有的，如果少了一方就不能说阴阳了。因此，是不能说谁克谁的。
3，蜜柚和金橘是凉性的还是热性的
本草纲目里面没有收密柚和金橘，只有柚和橘，我放在下面，你自己看看。
橘
释名
气味 橘实：甘、酸、温、无毒。
黄橘皮：（红皮、陈皮）辛、苦、温、无毒。
青橘皮：苦、辛、温、无毒。
柚
释名 名条、壶柑、自橙、朱栾。
气味 酸、寒、无毒。三七味甘微苦，性温，归肝、胃经
三七panaxnotoginseng
别名：开化三七、人参三七、田七、金不换。
主产地: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等省，但以云南文山州和广西靖西，那坡县所产的三七质量较好，为地道药材。
主要功效:以根、根状茎入药。是名贵中药材，生用可止血化瘀、消肿止痛，是云南白药主要成分，同棵植物的花叶也能入药，当茶饮。
植物形态多年生草本，高达60cm。根茎短，茎直立，光滑无毛。掌状复叶，具长柄，3～4片轮生于茎顶；小叶3～7，椭圆形或长圆状倒卵形，边缘有细锯齿。伞形花序顶生，花序梗从茎顶中央抽出，长20～30cm。花小，黄绿色；花萼5裂；花瓣、雄蕊皆为5。核果浆果状，近肾形，熟时红色。种子1～3，扁球形。花期6～8月，果期8～10月。
现多栽培于海拔1600～1800米的山上。
性味归经：味甘微苦，性温，归肝、胃经
医学功能：
(1)具有良好的止血功效、显著的造血功能；
(2)能加强和改善冠脉微循环，扩张血管的作用；
(3)有较强的镇痛作用，具有抗疲劳、提高学习和记忆能力的作用；
(4)抗炎症作用；
(5)具有免疫调节剂的作用，能使过高或过低的免疫反应恢复到正常，但不干扰机体正常的免疫反应；
(6)抗肿瘤作用；
(7)抗衰老、抗氧化作用；
(8)降低血脂及胆固醇作用;
(9)保护肝脏。
http://baike.baidu.com/view/34936.htm
4，被尊为超导之父是谁
海克*卡末林*昂内斯是超导物理之父
1853年9月21日 海克*卡末林*昂内斯出生于荷兰的格罗宁根。
1882年，昂内斯担任莱顿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并创建了世界闻名的低温研究中心——莱顿实验室（后更名为卡末林*昂内斯实验室）。
1911年，昂内斯利用液氦将金和铂冷却到4、3k以下，发现铂的电阻为一常数。随后他又将汞冷却到4、2k以下，测量到其电阻几乎降为零，这就是物体的超导性。
1913年，昂内斯有发现锡和铅也和汞一样具有超导性。
1913年，由于对物质在低温状态下性质的研究以及液化氦气，昂内斯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昂内斯的领导下，莱顿大学物理实验室成为世界低温物理学的研究中心。
1926年2月21日逝世。为纪念他，莱顿大学物理实验室1932年更名为“卡末林*昂内斯实验室。”
朱经武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及物理学教授，美国休斯敦大学天普科学讲座教授、物理学系教授及德州超导中心创始主任。中文名：朱经武国籍：美籍华人出生地：中国湖南出生日期：1941年12月2日职业：物理学家毕业院校：圣地牙哥加州大学获取博士学位代表作品：成功地发现了新超导材料目录
简历个人经历相关荣誉展开简历个人经历相关荣誉展开编辑本段简历原籍广东台山，出生于湖南芷江。1948年随父母迁移至台湾省台中县清水镇，高中就读于台中县的国立清水高中，在台湾成功大学获取理学士学位（1962年），在纽约霍涵大学获取硕 朱经武
士学位（1965年），及在圣地牙哥加州大学获取博士学位（1968年）。毕业后，他在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从事工业研究工作，两年后任职于克利夫兰州立大学，于1975年获擢升为教授。1979年，他出任休斯敦大学物理学教授。 1986年至87年，他出任国家科学基金的固态物理项目主任。 他曾担任多所机构的顾问及客席研究员，包括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阿岗国家实验室及杜邦等。1987年，朱经武等人首次宣布得到了90K以上电阻消失的超导体。2001年7月1日起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2006年5月开始，受聘担任嘉兴学院名誉院长。朱校长刚获俄罗斯工程学院院士(2005)，他同时也是美国科学院、美国人文及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及发展中世界科学院五院院士。朱经武教授屡获殊荣，包括美国科学家最高荣誉的国家科学奖及马蒂亚士奖。他又获颁工程界最崇高的约翰弗里茨大奖，爱迪生、贝尔及费米等杰出科学家，也是这个大奖的得主。朱经武的妻子陈璞是著名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女儿
5，穿纸尿裤会影响孩子以后的生育吗
不影响生殖功能 让孩子做个好梦
———专家谈纸尿裤与男婴未来不育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细胞生物学研究室教授薛社普先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教授朱积川先生告诉记者，他们一直注意着号称“男婴使用纸尿裤会造成日后不育”的问题，其报道源自2000年10月，德国的一位医生在儿童期疾病学报上发表的题为“一次性塑料衬底尿片可升高阴囊的温度”的文章。文章中指出当婴儿（刚出生至55个月大）使用一次性尿片时，其阴囊的温度会升高，由此论断阴囊温度的升高“可对睾丸的成熟及精子的形成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正是这个论断引发了2001年末上海一些媒体关于“纸尿裤可能引发男婴未来不育”的报道。
薛院士和朱教授认为，男婴穿戴纸尿裤不会造成未来不育，因为即使男婴使用的纸尿裤能使婴儿的特殊部位温度有升高的可能性，也没有数据表明会超过精原细胞在母体中健康成长的温度。根据胚胎生物学的基本原理可以得知，精子形成过程是精子细胞在睾丸里形成的过程。研究资料表明，在胚胎发育和儿童阶段，原始的、未分化的干细胞，也就是精原细胞通过有丝分裂产生更多的精原细胞。在出生前约两个月，在男性胚胎中发育好的睾丸降入阴囊。当精子形成过程开始时，约有半数的精原细胞变成初级精母细胞，后者经过减数分裂，形成四个精子细胞，但这个过程需在青春期开始后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在胚胎期和婴儿期睾丸内的曲细精管是实心的细管，而且并无精子的发生和成熟过程。所以，在这简单而又科学的事实依据面前，“男婴穿戴纸尿裤有可能造成未来不育”的传言不攻自破。
纸尿裤不仅不会影响婴儿生殖功能，相反，纸尿裤会对孩子的睡眠产生良好的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儿科教授鲍秀兰对记者介绍说，睡眠在婴儿大脑的发育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于出生后大脑的成熟以及学习和记忆过程极其重要，而婴儿夜间醒来的两个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是尿湿伴饥饿。使用高质量的一次性纸尿裤可提供一个充分的干爽环境，进而能促成较长时间的和不间断的睡眠。尿布的干爽性不仅影响着不间断睡眠的时间，而且也影响着由于尿湿而醒来的次数。有数据显示，家长观察到当小孩使用吸水能力强和回渗小的高质量一次性纸尿裤时，睡眠时间较使用传统尿布时长得多；同时也观察到当小孩使用吸水能力强和回渗小的高质量一次性纸尿裤时，由于尿湿而醒来的次数明显减少。
使用纸尿裤 宝宝好皮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赵佩云教授则从皮肤健康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婴儿中常常发生尿布性皮炎，极大地危害了婴儿的健康发育。尿布性皮炎主要是由皮肤过湿，加上尿布环境中pH的升高增强了刺激因子（酶）的活性而引起的。尿布皮炎的首选治疗就是减少尿布垫过皮肤的过分潮湿，并保持皮肤的干燥。含有高分子吸水颗粒（AGM）的现代一次性纸尿裤，能够迅速吸留尿液，使之不与婴儿的皮肤接触，也不会将水分释放回皮肤，从而为婴儿的皮肤提供一个干爽的环境。另外，新一代的一次性纸尿裤具有控制pH的功能，有助于削弱刺激性酶引起尿布性皮炎的能力，从而降低尿布疹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
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曹振雷先生向记者介绍了目前纸尿裤的使用情况。在发达国家，比如英国，有90％以上的婴儿使用一次性纸尿裤；在美国，有80％的婴儿使用一次性纸尿裤。而在中国，纸尿裤的普及率还很低，很多地区还在大量使用不卫生的婴儿用品。他希望广大年轻父母能更加科学地使用纸尿裤，增加对纸尿裤及其功效的全方位了解。因为纸尿裤不仅使婴儿能够享受更多时间的睡眠，有利于健康发育成长，同时也使年轻的父母从烦琐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给予婴儿更多的关爱与交流，也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休息调整。
6，三七阴阳学说是谁首先提出的呢
三 七的阴阳论 是 由 中国工 程院 院 士、 国 医大师 石学敏 和天 马（安 徽） 国 药 科技 股 份 有限 公司联 合 提出 的啊...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一、《太极图》古说 太极图，又称《先天图》或《天地自然之图》，是中国上古文化中最神秘的一张图，也是众说纷纭，争论最激烈的一张图。 虽然《周易·系辞传》中已明确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但汉代以后所传的《周易》、都不曾附有《太极图》，直到宋朝道士陈抟所传出《太极图》，并有“先天”、“后天”之分。后来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根据陈抟所传的《太极图》写了一篇《太极图说》，发挥了《周易》的观点，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哲学思想。到了朱熹撰写《周易本义》，才正式将《太极图》附在《周易》前面。但也正为如此，朱熹受到了一些易学正统派的严厉的批评，指责他离经叛道。其实，朱熹是聪明的，他已经看出，离开了《太极图》，《周易》只是一部普普通通的占筮书册，根本够不上列群经之首。这其间，真正对《太极图》有精辟研究的首推理学家邵雍。据邵雍说，先天《太极图》为伏羲所画，后天《太极图》为周文王所作。并指出“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朱熹则认为《太极图》源自汉朝炼丹士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后来的易学大家胡渭也说：“太极图取《参同契》之月体纳甲。二用三五，与九宫八卦混而一之者也”由此看来，《太极图》的一个间接来源是道教，似乎是没有太多疑问的。但是，它的源头在哪里呢？它是否真象《周易》和道教所说的那样，是伏羲所作的呢？ 二、《太极图》今说 美国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是萨满式(shamanistic)的文明。他在详细考察了中国上古文化后指出：“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而《太极图》显然具有浓厚的巫现文化特征。但是，能否进一步假设，《太极图》是中国上古巫现文化的总纲、源头？因为《太极图》所显示的阴阳、消长、动变、灵性信息等等特征，无一不是构成中国上古巫现文化的基本原理。而且《周易·系辞传》中反复申说“研几”、“见几”、“知几”、“知微”、“察来”，以通天人之际，尽宇宙之妙为总纲，似乎表现出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萨满式”文化的特征。 现在，我们将《太极图》和巫现文化联系了起来，巫现文化在对待人和自然方面，有它自己独特的手段，那就是巫术。我们知道，大多数巫术是直接和特异功能连在一起的。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虽然行之有效，甚至有巨大的神通力量，却无法纳入当代自然科学体系。这一特点和我们目前所掌握的飞碟现象基本一致。法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也注意到巫术问题。他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说：“如果我们想把巫术归结为技术和科学演进中的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的话，我们就会失去理解巫术思想的一切可能”。他认为，我们应当把巫术和科学”比作获取知识的两种平行的方式”。那么，这个和科学平行的巫术，它的真正的渭头在哪儿呢？ 1.《太极图》和伏羲《周易·系辞传》中有一段话十分重要：“古者包羲氏（伏羲）之王在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同时又指明，伏羲时代，还是“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的时代。从考古学上看，这时期尚处于迫于自然力量，穷于应付的原始部落状态。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怎么会有闲情逸致和技术手段去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作如此玄奥的八卦太极图呢？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传说中的伏羲其人吧。 伏羲，又写作伏牺、包羲、太昊、太等等。《帝王世纪》中说他是“大昊帝包牺氏，……继天而生，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主者，象日之明，是称为太昊。” 据今人考证，伏羲的“伏”为表音字，按上古音应当读为“溥”，“溥”就是伟大的意思。所以，伏羲也就是“伟大的羲”，而这位“伟大的羲”又正是先秦典籍中的东方之神（太阳神羲和）；也就是说，伏羲实际上可能和太阳或者东方的某一星座有关。从史籍上看，伏羲又与龙有密切的关系。《左传》上说：“太昊氏以龙纪。”《拾遗记》也说：“蛇身之神，即羲皇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我们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突破口。 《史记·封禅书记》记载：“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龙乃上去。”据此，台湾飞碟研究协会会长吕应钟先生提出了“龙就是飞碟”的看法。的确，龙（不是生物学上的恐龙）这种过去被视为神话传说的动物，现在似乎应当重新来看待。《说文解字》说龙是“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又解释“鳞”为“鱼甲”。现在来看，这种能暗能亮、能细能粗、能短能长而又披着硬甲的：“龙”，和我们观察到的雪茄型飞碟不觉相象，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古记载中，龙常常被提到，也不止一两条。而且差不多每一次出现都与当时的帝王有关。那么，以后为什么不常见了呢？想必与古籍中记载的顼“绝地天通”派重，黎把民和神分开有关了。 就目前所见，在7000多年前有仰韶文化的陶饰图案中就有人首蛇身的伏羲象。以后直到汉代，石棺上还有类似的伏羲象。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上古文化符号（包括巫现文化）大都是象征性的；列维一斯特劳斯称之为“紧邻着感性直观”。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所谓伏羲“蛇身人首”不过是一个象征性表述，它暗示着伏羲是一种半人半神的生命体，是直接和“龙”（或许就是飞碟）有关的生命体。何况，伏羲的出生也是很神秘。《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他的母亲“履大人迹于雷泽”而后生下了伏羲，而且“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如果伏羲就是“伟大的太阳神”，而他又是乘着“龙”（飞碟）来到地球上，在传授了一些天文地理知识以及一些神通（特异功能）后，由于上古民智未开，为了不使外星球高级文明失传，留下了一幅整合性的《太极图》让后人去破译。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太极图》包罗万象的内容就没什么奇怪了。 2.《太阳图》和天文学，由于《太极图》与中国古代天文学有直接的联系，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因此，我们再从天文学这一角度来作些探索。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理论基础是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五行学说最早见于《尚书》，阴阳学说则非《周易》和《太极图》莫属了。《淮南子·天文训》将阴阳原理对应日、月、星辰，认为阳气凝积则生火，火的精者为日：阴气凝积为水，而水的精者就是月；所以又称日为太阳。称月为太阴。至于星则是从日月溢出的气的结合物，它们由于禀受的阳精、阴精的分量不同而各异。以后，五星又配上王音、五色甚至五德，这就从天文发展到人事了。 这种以阴阳学说为基础的天文学理论和“天人相应 ”的理论体系，也就是《周易》所说的“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产物（可能是《太极图》以灵感信息方式传达出来的）。这是巫术方法的最重要的特征，它的整合性的类比思维方式与气功，特异功能完全一致，但与以后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却完全不同。 另外，就《太极图》本身来看，阴阳两仪记录着地球由于自转和公转而产生的昼夜之象和四时之序。此外，地球公转的轨道平面和自转的轨道平面之间的交角（黄赤交角）为23°26′21〃，而从《太极图》上看，阴阳两仪的s形螺旋体夹角，也正巧在23°左右。所以，李晶伟先生在《太极与八卦》一书中认为：“太极的具体模式就是地球。” 现在要问，在上古交通闭塞，工具极端落后的情况下，怎么会已达到把地球作为一个模式来画图型的程度呢？解答这个问题仍要回到伏羲。《古今图书集成》记载了一段资料：“上古伏羲时，龙马负图出于河，……伏羲则之，以画八卦。”参考前述关于“龙”的假设，那么“龙马”也可能就是飞碟的象征表述。也就是说，一个与外星文明有联系的“伟大的羲”，凭借着“龙马”（飞碟）提供的数字密码和模型，才画出了八卦和《太极图》。 更有趣的是，在后世所传的一些修炼图谱中，《太极图》被转换成天文图，并将北斗星安放在中心。从这一图谱看，我们这个世界以北斗星为天心。北斗星每年十二个月指遍四方二十八宿，历全年二十四个节气、七十二候、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所以，一些修炼气功的人，在采时都必须遵照这一图示，面对北斗星所指的方向。这，是否从一种灵感信息上暗示着《太极图》的真正来源呢？ 3.《太极图》和中医学与天文学一样，《太极图》和中国古代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医古籍内经》说：“生之本，本于阴阳”。由于《太极图》是：“近取诸身”，所以阴阳之道也涵盖了整个中医领域，成为中国古代生命科学的基础。 《周易·说卦》传已经指出：“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为手，兑为口。”把人身器官与《太极图》上的八卦相对应。而《内经》则进一步把人的脏腑，血脉与日、月、山脉、河流、海洋通过类比连在一起，形成了“人身小天地”和“自然大天地”合一的“天人相应”说。在这方面，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大量的图谱，是我们今天进行生命科学研究的珍贵资料。 由此可见,《太极图》以简驭繁，无论在天文上还是在人体内，都表现出知识的高度凝聚性
7，范冰冰抛售41套豪宅李晨卖四合院凑8亿我们是不是关注错了对象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Excel函数与公式关注后发送函数名称，即可获取对应教程微信公众号 | Excel函数与公式（ID：ExcelLiRui）个人微信号 | （ID：ExcelLiRui520）范冰冰的天价罚单——约8.84亿人民币，这笔数额是怎样的一个概念？1张全新的100元人民币，厚度大约是0.1毫米，所以理论上8.83亿元就是883万张1百元钞票，883万张×0.1毫米/张=883米，叠起来比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还要高出55米...而面对这笔款项，范爷要怎么处理？网上传言，范冰冰已经紧急出售自己名下的41套房产，就为了填补资金漏洞。8月中旬有房屋中介在微信发文，称有人一次性低价出售北京多处小区共41套房产，都是个人产权，希望有人能全部打包，粗估房产售出后可获10亿人民币（约46亿元台币），和范冰冰要筹措的罚金相近，而有线索指出，要卖的房子，包括北京棕榈泉社区，这是当地知名明星社区，被揣测卖方很可能就是范冰冰。但很快被辟谣!下图为房产经纪人的售楼消息，一口气卖41套房，打7折！从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的都有，总面积9882平方米，总值在10亿以上！截图中的麦田地产出面称，所涉房源未经核验，一些房源位置信息对不上。房产公司虽否认消息，但不少网民指范热爱买楼，该41个单位的估值竟大概10亿元，与范需筹措的8.83亿元相近，加上抛售的单位全部都是内地明星爱住的地区，如女星杨幂便住在霄云路八号。因此不少人估计背后出售单位的人正是当时被扣查在北京的范冰冰。随后，很快又有一张截屏在网上流传。称其中一套2.2亿的在上海的汤臣一品房产已经在被甩卖？自范冰冰出事之后一直没有任何表态，被网友狂轰渣男的李晨也罕见发声：甭管多难，咱们一起渡过去！点击上图看更多精彩视频，你懂得网上也有八卦博主爆料，范冰冰出事之后，李晨已经将自己名下二环的四合院挂在网上出售，为女友缓解经济压力。根据税务局对范冰冰的处罚来看，她只要在规定日期内缴清罚款，就不会面临刑事处罚。对此很多人都说罚的轻了，如此大的偷税漏税行为，就只是罚钱吗？也有人说，这8.83亿是国家对娱乐圈限制的开端，的确，自从崔永元爆料了阴阳合同一事之后，娱乐圈的限薪令就出台了。目前很多明星仅仅出演一些节目，就能赚到普通人一辈子都可能无法触及的巨款。对此国家限令：明星出演综艺，单集不得超过80万，每季薪资不得超过1000万。业界公认标准，综艺节目分成S、A、二线和一般等级。举个例子，S级节目艺人薪资可达500万元人民币，以一季10-13集计算，常驻嘉宾艺人至少可领4900万元。如果是当红明星，还是极难上综艺的人，酬劳相对会更高。综艺片酬的“榜首”为徐峥日入600万，参加热播综艺后的张艺兴，影视片酬叫到8000万的天价。限薪令出现之后，也立刻登上了微博热搜，但是广大网友却发现，还有一个人比限薪令更火，他的名字叫张小平，上热搜的事件是因为离职，这个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听说过，怎么突然就爆火了呢？张小平，一名寒窗苦读十几年的博，研究员正教授职称，点击此处免费看****，你懂得。副主任设计师，更是能够影响登月进程的骨干人才。一年工资12万，加上其他补贴福利居然只有20万。有人会觉得这样的薪资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往上看“综艺限薪令”，张小平同志要辛苦4年才能抵过这些明星一期的出场费......因为待遇很差，张小平选择跳槽私企，一家私人民航公司，薪资百万！结果跳槽之后，大家才发现，张小平是登月项目的灵魂人物，没有了他，整个计划都陷入停滞状态...于是领导一纸公文，说要把他请回来，事情闹得全国皆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纸公文是怎么写的：一个对国家，对民生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高科技人才，代表了知识的巅峰水平，这样的人年薪只有20万...两则消息同时被热议，很多人有点五味杂陈，为什么娱乐明星挣得那么多，需要进行限薪？而科研工作者却挣得那么少，以至于留不住优秀人才？12万PK1000万，多么鲜活的数字，却反映了极为真实的现实：普通人正正经经干一辈子工作，可能比不过明星参与综艺节目一天收入！国家级科研人员累死累活，为国家做着贡献，也赚不到人家一季1000万的片酬。
而且，这还是在“限薪”政策下，那他们之前拿多少呢？我们不妨拿范爷的弟弟与张小平做一个比较。
范丞丞（范冰冰弟弟），自拍照一张，需付费查看，睡一觉起床后，480万到手；
张小平，科研工作者，影响国家登月计划核心人员；一年12万，如果从25岁毕业工作到65岁退休，480万。那么，从大范围考虑，我们的科研人员呢？“院士”，是中国最高的学术称号，代表了中国科研的最高水平，说出去，名气很好听，大家都知道，这是最顶级的人才。可院士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5688元。也就是说，如同张小平一样，在各个领域有着最权威地位的一群人，年薪最多最多，20万人民币！图：周其凤顶着这最高的学术称号，有什么“好处”？周其凤院士曾感慨道：院士最优的待遇就是，乘飞机时，凭借院士证，不买头等舱，也可进入贵宾室候机。现实就是，全中国大大小小的明星不计其数，甚至连网络直播的一些红人每年收入几百万都是轻松写意...而全中国只有1700名院士，很多都已经年岁很大，时日无多，这些为了祖国奋斗一生的人，薪资每年只有20万！这种巨大的落差，请问，如何科技强国？如何尊重科研人员？此前，火爆大江南北，聚集了大批老戏骨的《人民的名义》看看里面的演员名单，侯勇、陆毅、吴刚、张丰毅、张志坚，还有一大批演员的中坚力量！全部下来，加上后期剪辑，制作，一共花费，只要4800万，还不足当红鲜肉一个人的演出费~而这些拿着天价片酬的明星们是如何对待这份职业的呢？全程替身上场，最后把脸往上面一P，躺着赚钱都没这么快！这或许就是有些老戏骨对现在的所谓明星和演员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连最本职的背台词都不做，上去就开始数数，全靠后期制作...或许，很多老一辈研究员觉悟足够高，一切以祖国为先，自身利益为后，努力一辈子，只能骑着自行车上班。中国火箭卫星专家潘际銮院士，他的技术每年为国家为人民创造的利益已经无法用数字计算，但是他的月薪仅有1万多...每天骑着自行车带着夫人上班，为什么他如此年纪依然不退休？就是希望在自己身体还能坚持的时候，为国家多做一些贡献。反观明星呢？出门前呼后拥，豪车接送，一身奢侈品，可能一个包包都要比顶级院士几年的工资还要多...或许看到这里，大家还是不能理解这些院士，这些拥有最强大脑的人们是如何以人民和国家为重的？那，我们看来这样一些例子：他们或许更值得关注！（以下内容来自酷玩实验室）朱显谟院士他是土壤学科的专家他在黄土高原默默奉献了半个世纪他用尽毕生心血发誓要让“黄河变清”不然“死不瞑目”他在黄土高原一干就是60年把那里的沟沟坎坎走了20多遍并3次跨越昆仑，两次入疆在他的努力下黄土高原基本变绿黄河流失土壤泥沙由13亿吨减少为3亿多吨黄河中游1200公里变清，千古罕见在心愿得偿之后102岁的朱院士却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如果不记得朱显谟也许你还记得林俊德院士他在罗布泊的荒漠里坚守了52年参与了中国全部45次核试验任务他独立创新制作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为测量核爆炸冲击波参数提供了完整可靠的数据证实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但是，因为保密问题他只能一辈子隐姓埋名、默默无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长期接触核材料他被确诊胆管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27天里他放弃了用手术延长生命而是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十多根管子坐在病房的办公桌前处理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的技术文件处理学生们毕业答辩的论文老伴儿劝他说：医生想叫你休息一会儿！他则固执地回答说：“坐着休息！坐着比躺着好啊，我不能躺下躺下了，就起不来了！”如果林俊德你也不记得那你总记得南仁东吧他放弃了国外300倍高薪回到了祖国因为他想为中国造个“天眼”没错，在那个时候我们科学家的工资就是比别的国家低那么多他一个爱潇洒度日的人搭上了自己22年的人生走遍了贵州深山里的大凹氹他到中国各大学去推销到全世界去求爷爷告奶奶自学各种技术为中国造成了天眼这天眼领先世界20年！只是很遗憾天眼即将竣工的时候他却得了肺癌刚做完手术的他不顾医生和所有人的劝阻声音沙哑着到现场参加了竣工仪式之后不到一年他便病情恶化去世了他连一个院士称号都没有等到走之前只留下一句话：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从1955年到2013年在60年时间中国科学院里诞生了1245名院士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国宝级别的人物他们每一个人都给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是如何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从落后变得强大，成为世界强国，更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答案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批为了祖国可以放弃一切，不在乎利益，不在乎名气，甚至不在乎生死的院士们。都说人才外流，如果真的不能对顶级人才给予足够的尊重，并给予相匹配的待遇，怎么对得起他们的付出？每个人都值得深思。*文章综合自：视觉中国、酷玩实验室、新浪微博· END ·添加小助手进朋友圈查看更多干货↓>>推荐阅读 <<（点击蓝字可直接跳转）【限时免费】最新个税公式及倒推公式【限时免费】想用好Excel，必会这个函数!【限时免费】10招高效工作的Excel技巧【限时免费】如果你被合并单元格困扰过，这些Excel技术必须收藏！更多精品视频课程更多各种内容不同、方向不同的系统精品课程，以超清视频操作演示并同步讲解。长按下图 识别二维码，查看更多精品课程按上图↑识别二维码，查看详情请把这个公众号推荐给你的朋友：）长按下图 识别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ExcelLiRui），每天有干货关注后每天都可以收到Excel干货教程请把这个公众号推荐给你的朋友↓↓↓点击“阅读原文”进页面+关注马上进阶Excel实战技能
8，袁隆平神话大象公会
今天质疑袁隆平，都集中在他到底是不是「杂交水稻之父」，以我今天的看法，袁隆平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杂交水稻之父」这件事，很可能并没你想的那么重要。文｜黄章晋十多年前，有次听一位长沙官场上的老同学无意中说，有位年轻水稻科研人员被袁隆平打压，不但经费批不下来，甚至东躲西藏弄块试验田都搞不成。当时，袁隆平是神一般人物，我并未往心里去。后来有两件事让我对袁隆平感兴趣，一个是 2007 年 12 月福建农科院研究员谢华安当选中科院院士，再一个，是网上有人实名举报打着袁隆平招牌的隆平高科涉嫌腐败（袁本人并未被指控牵涉其中）。隆平高科被举报的上市时的腐败事项，随着时间推移，已极难查证。值得一说的是谢华安。当年谢刚当选中科院院士，就有人向方舟子的新语丝举报其论文涉嫌抄袭。新语丝虽然让谢华安丢尽颜面，但对我来说，却有为其恢复荣誉的意味。因为我这才知道，中国除了有个「杂交水稻之父」，还有个「杂交水稻之母」。▍谢华安以前，我只知道，袁隆平让中国水稻亩产提高了 20%，多养活了 7000 万人，这次才知道，袁隆平当年培养的杂交稻，刚推广没多久就大面积爆发稻瘟颗粒无收，这时，谢华安培育的杂交水稻「汕优 63」及时救场，在播种面积上连续 16 年位居第一。2012 年初，因为袁隆平团队和谢华安团队先后创造超级稻纪录，总算有机会系统梳理一下杂交水稻与袁隆平话题，我记得《凤凰周刊》记者杨桐花了近一个月时间采访，在今天能见到的相关报道里，它应该是梳理得最翔实准确的。因为文章不上网，这组报道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不过，我并没有因为一万三千多字的报道，就对此话题丧失兴趣。当时虽有方玄昌等擅长科技报道的同行帮助，那组报道依然留有遗憾之处，很多东西并没真正梳理清楚。现在，我们一样一样说。谁让我们不饿肚子我们之所以觉得袁隆平是伟大的杂交水稻之父，很大程度上在于这样一个说法，即中国人民吃饱饭主要靠两平：一个是代表政策的邓小平，一个是代表技术的袁隆平，也就是说，包产到户+杂交水稻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包产到户对农业的影响，在那段历史转折年代生活在农村的人，应该有深刻的记忆。而且，家庭联产承包制其实到 1982 年的一号文件才正式在全国范围内被允许，所以，在 1978-1982 年期间，留下了大量政策对比案例，它足以证明制度激励的作用。那技术上的那一半呢？中国粮食单产的提高，主要贡献是育种技术和化肥施用。如果只看化肥的话，半个世纪来，中国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的关系，会让你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粮食增产，就是靠化肥堆出来的。有人甚至将 1978 年以后中国粮食产量高增长直接归结为 1973 年代初，中国决定向西方国家大规模进口成套设备的「四三方案」（它得名于引进的设备技术总价为 43 亿美元），因为该方案引进的大型成套设备提高了中国的化肥产量。但是，如果化肥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就无法解释苏联的现象：1970 年代末苏联化肥产量就超过了美国，但苏联的粮食缺口反而不断增大，苏联解体后，化肥产量下降，粮食反而开始出口了。你也许会注意到，1984 年后，中国的粮食增长速度迅速放缓，甚至出现下降，而化肥则始终高速增长——化肥的施用增长速度一直远超过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化肥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这种奇怪的波动，用化肥产量是完全无法解释的，但它和粮食政策却能找到某种对应关系——1985 年，国家不再下达指令性收购计划，而是以「合同定购」方式来收购国家需要的粮食。另外，杂交水稻最先推广的洞庭湖地区，种的并非一直是低产稻种。两湖及苏浙地区，曾遍植一种叫农垦 58 的稻种，有些人在回忆中称，它比今天的泰国米、东北米还好。农垦 58 是农垦部长王震 1950 年代初访日时引进的优秀稻种。1962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其亩产是 370 公斤（千亩试种）。但农垦58在退出历史舞台前的整个六七十年代，从没有真正发挥过它的高产潜力。简单概括就是：激励制度、化肥和育种技术对提高单产都很重要，都有效用的边界，但在当时，育种技术相对是不那么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讲杂交水稻对中国吃饱饭的贡献时，我们容易不自觉地默认：粮食 = 水稻，因为中国是口粮中稻米比例高于小麦的少数国家。但是，粮食主要分玉米、水稻、小麦、薯类、豆类这五大类。而 1980 年以来，中国粮食结构的变化是，曾为中国人不至于饿死做出巨大贡献的薯类甚至南瓜之类，迅速从主食序列中退出。最近十年来的变化趋势是，玉米、小麦的产量逐渐上升，稻米的比重相对下降，在谷物的比重，基本在略超过三分之一的位置。写到这里，只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粮食总量和人均消费量的增长，是所有谷物单产大幅提高的结果，而不只是推广杂交水稻的结果。在这三种作物中，如果按单产的提高幅度看，水稻反而是贡献最小的。▍相对的是，中国的玉米每亩单产从 1970 年代的 205 公斤，提高到 2004 年后的 382 公斤，中国的小麦每亩单产，从 1970 年代的 123 公斤，提高到 2000 年后的 354 公斤现在，我们该谈水稻了。水稻分粳米和籼米，是两个不同的亚种。如果你无法记住两者的区别，可以简单地记为，粳米就是日本米和东北米，籼米就是难吃的普通南方大米。我们经常听到的杂交水稻，指的是用杂交稻育种这种特定技术培育的品种，它大都是属于籼型的。而今天中国单产最高的水稻，其实是主要在东北种植的粳稻，而不是淮河以南水稻种植区的籼稻。也就是说，中国水稻单产的提升，同样并不全是杂交水稻的贡献。虽然我们一直能听到高产水稻的新闻，但实际上，自 1990 年代末以来，中国水稻单产几乎就陷入停滞状态，虽然单位水田施用的化肥和农药依然在稳步增长。单产始终保持稳步增长的，反而是一直不被关注的玉米和小麦。然而，中国没有任何一种作物的品种和育种工作，在舆论上获得过杂交水稻这样的支持。小麦、玉米的育种技术进步，都有过多个不同阶段，单产水平是像台阶一样逐级提高的，典型如玉米，不同阶段的技术进步，是由全国各地不同的研究机构取得，而水稻却是例外，像是袁隆平取得一个决定性突破后，单产才大幅增长的。事实上，这是媒体报道形成的一种错觉。中国水稻育种技术，同样经过多个阶段的技术进步，并非只有「杂交水稻」这一个巨大而笼统的台阶。中国水稻育种技术对提高水稻单产，具有革命性的进步有三次。第一次是矮杆革命。1941 年 7 月，广西华侨甘利南从马来西亚带回稻种，当地人根据特性称之为「矮仔占」。1956 年夏，广东潮阳人洪春利发现水稻自然变异矮杆样本，与洪春英合作培育出「矮脚南特」。这两个稻种，为黄耀祥等育种专家开发的矮杆稻种，提供了最重要的遗传资源。第二次是我们熟悉的袁隆平领军开发出来的杂交水稻，其实严格的说法，应该叫三系法杂交水稻。第三次则是两系法杂交水稻，它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时，袁隆平的名字被排在第一位，但这更像是对袁隆平在组织领导以及江湖地位的致敬。两系法杂交对中国水稻影响远不如前两次。因为此时水稻种植已经出现了很难改变的长期趋势：1、北方粳稻的播种面积不断增加；2、杂交水稻播种面积一直缓慢下降；3、常规稻种缓慢增长。有人认为，最终将各占三分之一。好吧，就算中国粮食增产并不只是水稻，杂交稻的贡献被严重高估。但是，毕竟水稻凝聚了中国在农业技术上的骄傲，袁隆平的技术突破总归打破了洋人的教条，虽然不好吃，但产量高是没问题的吧？媒体报道中不难找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向美国人传授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还有美国学者说，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将世界各国远远留在身后，甚至领先美国 20 多年。▍美国水稻种植分布然而，就是美国这个缺乏稻米传统的国家，最近几年水稻单产一直稳定在 550 公斤的水平，比中国的水稻单产高出近四分之一。甚至美国也不是单产最高的，而是澳大利亚这个同样不以水稻出名的国家。看到这里，你大概也会发现，袁隆平是不是「杂交水稻之父」也许没那么重要，因为杂交水稻对粮食增产的实际贡献，至少和我们以往形成的印象有极大落差。它不是巨大的功勋是否被袁隆平一人独揽的问题，而是这个功勋是被大大拔高了。即使袁隆平是百分之百杂交水稻之父，又能怎样？中国玉米、小麦对中国粮食增产的贡献，不低于水稻，它们的育种成就，不低于水稻——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从没听说过玉米之父或小麦之父——这是最值得细细思量的地方，它绝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完美的「科学家神」其实，只要认真看到这里，你就该意识到一个问题，照正常情形，无论是袁隆平、谢华安还是别的什么参与者，是不会被公众知道，更不会被称为父亲母亲的。请想一下，我们听到杂交水稻这个词，难道不是因为袁隆平这个人吗？如果不是这个人，谁愿意去记住它的增产幅度、养活了多少人？除了引起恐慌的转基因玉米，有谁听过小麦、玉米、大豆的任何品种吗？更何况是与特定品种相关的具体研究者。在质疑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的资格时，最喜欢被拿出来的是美国人 Henry Beachell。我以前也喜欢说，他才是国际上承认的「杂交水稻之父」。Henry Beachell 是洛克菲勒和福特赞助的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研究员， 1966 年培育出奇迹稻 IR8，水稻单产 10 年间翻了一番。1996 年获得世界粮食奖。问题是，你要是去英文网站搜索，是找不到 Henry Beachell 有「杂交水稻之父」这个头衔的。▍Henry Beachell在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争论谁才是国际上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纯粹是掉进了中国人挖的坑。事实上，杂交水稻这项育种技术，让袁隆平以「杂交水稻之父」成为老少皆知的超级明星，是由于种种时代的特殊原因，才被塑造成空前绝后的政治奇观。这一切是不可复制的。一个科研人员，知名度覆盖所有人群，今天的年轻人可以完全不知道三十年前的明星，但谁不知道袁隆平呢？不要说是在中国，放眼全世界，也找不到这样的例子。不夸张地说，袁隆平就是独一无二的现世「科学家神」。袁隆平在公众中呈现的形象，完美地符合中国人心中伟大科学家的形象。或者说，中国人对构成「科学家神」应该具有的基本要素，几乎全都能在袁隆平身上找到。今天公众对袁隆平的好感，真不见得有多少是因为他多养活了多少人，在最近十年里，多养活多少人这个话术，至少在对年轻人是失效的。公众对袁隆平的好感，很大程度上是公众形象的成功。还记得前两年网上突然爆红的科学家李小文吗？看到李小文不修边幅仙风道骨就疯狂转发的网民，其实能有几个人能准确复述「地物光学遥感」和「热红外遥感」这两个词呢？大家根本搞不清他是干什么的，更搞不清他在业界地位——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大家认为，李小文是真正的大师。原因很简单，李小文的身份和他的穿着打扮有强烈的形象反差，在大众传播上，形象反差天然容易引发传播。袁隆平外形是典型勤劳能干的南方农民，但他能飙英语、能拉小提琴，他身上这种农民与知识分子合一的混搭组合，不但极为罕见，而且对比度极为强烈，像他这样的人，你很难找到第二个。没错，袁隆平的形象，完美到他的系统形象参数，哪怕修改任何一点儿，都会减分。比如，如果把他皮肤 P 白一些，他就不像一个随时会下农田的专家；胖一些，就会油腻中年——袁隆平同事的形象就非常吃亏；留个花白的大背头再戴副眼镜，虽然洋了点，但少了人民性；他要是穿着洋气点，就没了圣徒的影子；但如果一脸庄严，就少了凡人的可亲……中国人民心目中完美的科学家神，是淡薄名利不追求物质生活的，是一看就心里装着人民，亲切友善而不高高在上的，是有牺牲精神但又不过于远离人间烟火的，是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又能与西方人谈笑风生的……你把上述要求叠加在一起，要是刚好能同时满足这些期待，那这样的科学家神就应该长成袁隆平的样子。我个人觉得，袁隆平最接近神的时候，其实是 2016 年袁隆平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50 周年时。湖南农科院特意出过一本纪念专刊。这个专刊里，有两篇文章的安排值得一说，一篇是朱英国的《杂交水稻研究 50 年》，一篇是朱英国的《红莲型细胞质雄性不育的发现利用研究及展望》。朱英国投入杂交水稻研究，比袁隆平稍晚一点，是湖北杂交水稻研究的领军人物。朱英国和袁隆平的地位差别，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命运对袁隆平的特殊眷顾。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转机，始于 1970 袁隆平团队在海南发现被为「野败」的雄性不育野生稻，它被分发到全国 30 多个科研单位，1973 年培育出三系杂交水稻。中国大部分杂交水稻，都是「野败」系。中国杂交水稻的英雄叙事史中，野败被发现的地位，有点像是井冈山之于中国革命。然而，朱英国证明了历史还有另外一种可能。1972 年，朱英国在海南发现雄性不育野生稻「红莲」，并于 1974 年培育出红莲型细胞质雄性不育稻种。就是说，如果当年没有「野败」系，因为有「红莲」，它并不影响杂交水稻的技术发明。▍朱英国不过，1974 年全国杂交水稻攻关大协作时，袁隆平是全国协作组组长，而朱是湖北协作组组长，大家当然都去攻关袁隆平团队发现的「野败」系，而朱英国团队的「红莲」系则被冷落。中国杂交水稻的英雄叙事史，基本上是一个也「野败」系为中心的叙事史，纪念文集中让朱英国撰写《杂交水稻研究 50 年》，相当于请张国焘写中国革命史，而《红莲型细胞质雄性不育的发现利用研究及展望》，则相当于请张国焘撰写伟大的四方面军革命史。大哉，隆平。被遗忘的领袖但是，袁隆平最初出现在媒体时，并不是以今天这种完美形象登场的。▍从方毅手中接过特等奖的袁隆平袁隆平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是 1981 年 6 月，中国农科院与湖南农科院申报的杂交水稻获得科委颁发的特等发明奖，在贡献突出的 20 余人名单中，袁隆平位列第一。他们还得到 10 万奖金，各单位转手分掉一点后，排第一的袁隆平得 5000 元，排第二的颜龙安得 4600 元……这个奖金的分配，既体现了当时的平均主义，也体现了当时大家对各人贡献大小的看法。袁隆平当时的地位，相当部分源自他作为科技攻关的政治协调贡献。按照标准说法，1966 年袁隆平论文发表后，引起国家科委重视，遂于 1967 年 6 月成立了袁隆平、尹华奇、李必湖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得到 600 元科研经费……袁隆平团队当时在中国水稻育种中处于什么位置？这个描述非常模糊。英雄叙事中，许多背景信息异常模糊，比如，2001 年袁隆平的讲话中，有「1970 年以后，我们得到的支持更多了」、「1975 年冬，国务院领导同志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的决定」，这种主语模糊笼统的说法，明显少了什么。事实是，后来成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1966 年前后就知道袁隆平，1970 年 6 月的湖南省农业科学技术经验交流会上，华点名让袁发言，1971 年，华奉调中央，1975 年冬决定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务院领导同志」正是华本人。「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推广，值得稍稍展开笔墨：袁隆平 1973 年育成的杂交水稻，到 1975 年已推广试种到 5000 亩。当年底，袁隆平进京向农林部汇报，结果失望而归，湖南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急不可待，12 月再赴北京，试图说服直接主管，大力推广杂交稻种，不获接见。陈洪新立即给老上级华国锋写信。华立即安排副总理、农林部长等一干人参与杂交水稻汇报会，听了两个小时后，华国锋立即决定拿出 150 万元用于推广，并由农林部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 13 省杂交水稻推广会议。第一代水稻育种专家黄耀祥培育的几个著名品种，从稻种育成到播放面积的顶峰，都不少于 12 年，而袁培育的品种 1976 年才开始推广，1978 年就达到最大面积。从袁隆平始，著名稻种从育成到顶峰面积，时间都缩短到 4-6 年。袁隆平后来多次提到，当年湖南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对杂交稻功不可没，而陈本人也认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成功面见华国锋。华国锋与袁隆平的特殊关系，是段隐没的历史。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历史系的西格丽德·施马尔泽，曾在《红色革命，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农业》一书中，研究了袁隆平在中国媒体报道中的形象变迁，下面内容，部分来自她的研究梳理。袁隆平等人研究杂交水稻，其实是当时全国各地群众运动式搞科研的「大规模杂交育种科学实验运动」的一部分。文革结束前，甚至有过比袁隆平耀眼得多的另外一些杂交水稻之父，比如李贞生，不但频繁出现在官方报道中，甚至还有专门的纪录片。他之所以成为那个讲究集体主义时代的个人英雄，因为他是个大老祖。李贞生发明出来的杂交玉米稻，在那个鼓励文盲群众搞发明创新的年代，在华国锋出面帮助袁隆平之前，推广得远比袁隆平更成功。而湖南和袁隆平后来在杂交水稻中的地位，与华国锋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华在成为接班人之前，曾掌管湖南并负责全国农业，杂交水稻是少有的几个令人振奋的湖南农业大众科学的例子之一。1972 年 9 月，农林部选择在长沙召开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主场优势使袁隆平开始成为领军人物，1974 年，全国 13 个省区的科研单位被组织杂交水稻攻关，袁隆平任全国协作组组长。1976 年成为新领袖的华，面临着老同志们的压力，尤其后者挥舞着尊重科学和技术的旗帜，很符合时代的呼声。强调和突出杂交水稻的成就，对华有巨大帮助。杂交水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政治挑中的。但是，华国锋时代的宣传仍然坚持群众路线和集体主义，它往往强调群众智慧。宣传杂交水稻，主题依然是社会主义大协作好、群众运动威力无边。1981年以前，袁隆平的名字很难被注意到。杂交水稻最好应该是由领袖发动群众运动的成果，而不是某个科学家的成功，它不但符合领袖当时坚持的政治动员和发动群众的科研路线，而且也最能证明领袖高瞻远瞩。于是，杂交水稻在宣传上获得了与两弹一星同等的地位。1976 年 12 月，《人民日报》上袁隆平发表的《杂交水稻如何成功栽培》一文中，清晰地阐述了英明领袖当年对杂交稻的成功的决定性贡献：「鼓励科技人员对群众进行三系水稻研究，从少数专家的实验中发展到千军万马的新阶段」。当时，官方在介绍这项成就的科学意义时，也带有那个时代的语言特色，比如它有力回击了「西方国家研究多年也没有成功，我们也不可能成功」的「洋奴哲学」，突破了美国专家 Sinnott 和 Dunn 在《遗传学原理》一书中「自花授粉作物（如稻、麦）自交不退化、异交无优势」的禁区。不过，虽然杂交水稻几十年来一直宣传这个理论禁区，但施马尔泽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只是一家之言的美国权威理论，在中国曾被科研人员引用。另外，1960 年代中期，杂交高粱这种自花授粉的作物已被广泛推广。施马尔泽发现，袁隆平与李必湖和尹华奇早期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宣称他们探索水稻「雄性不育的」内在原因时，是受毛主席《矛盾论》的启发，帮他克服了外国遗传学家的错误定论。他们研发的稻米新种，被称之为「革命稻米」。▍Sigrid Schmalzer在华主席的时代，杂交水稻的宣传调子基本不变，差别只是在开始否定和反思文革后，为了建立「坏人」（四人帮）与英雄二元对立的叙事构架，杂交水稻叙事中增加了造反派的干扰等要素。1978 年后，顺应时代需求，袁隆平的故事又有了全新的版本：造反派的阻力被强化，袁隆平曾对毛主席的八字宪法提出过质疑——这差点给他带来厄运。而原来是科研主角的人民群众，现在又变成了激发袁隆平科研的动力：我忘不了饿死的老百姓。1981 年 6 月，袁隆平和华国锋同时迎来了命运转折时刻。华国锋退出权力舞台，而杂交水稻这个原来被视为群众集体智慧的产物，在强调科学工作者个人贡献的新时代，需要一个科学家来认领。——华国锋辞职 20 天前，袁隆平等 20 余人获科技发明特等奖，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很快就只打在袁隆平一个人身上。退出舞台的华，从此变成故人嘴里的「省里」、「国务院领导同志」。但是，袁隆平毕竟是袁隆平。2006 年 6 月 9 日，北京出差的袁隆平特意到华家登门拜访，据说，两位老朋友紧紧握住对方的手长达半个小时。这次见面之后，袁隆平终于开始公开说，如果没有华国锋同志的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非常困难的。临别时，在家练了几十年书法的华国锋，送给袁隆平一副字：隆平同志：贵在创新。它被袁隆平放在办公室显要的位置。科学家神的进化史1970 年代末报告文学的兴起，显示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一个科学英雄是否出名，不再是他的学术地位和他在官方眼中的地位，而很可能是文学家们的报道本身是否成功。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报告文学，让李四光和陈景润成为亿万人心中的偶像。袁隆平缺少动人素材，比如特别的磨难——毕竟批斗、游街、关牛棚、妻离子散这种受迫害知识分子的标准待遇，袁隆平一样没经历过，也没有遇到一位好的报告文学作家。八十年代初，袁隆平并未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英雄。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反而是一桩幸事，因为袁隆平没有被固定塑造成当时人们认为的科学家的样子。当时科学家一般都会被塑造成非正常人类，譬如陈景润是个典型的阿兹伯格患者式的书呆子，他缺少基本自理能力，地板上稿纸摞摞有三尺厚，走路经常会撞电线杆。当时对革命审美极度厌倦疲劳的中国人，欣赏的口味一度剑走偏锋：陈景润收到了几麻袋求爱信，姑娘们都表示愿意照顾他一辈子，帮他洗衣做饭刷牙生孩子。在校园里，聪明的学生见到老师走过，会立即被陈景润附体，低头着看书，然后撞在电线杆子上。但是，袁隆平很快后来居上。随着时间推移，当年的陈景润、华罗庚等人逐渐失去宣传新意，袁隆平在大众传播中热度不但始终不减，反而不断攀升。▍统计出处：王春晓《话语视域下的袁隆平媒介形象研究》说杂交水稻突破西方权威的理论禁区，无论文字无论写得多么通俗易懂，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复述。但是，多养活了几千万人，每个中国人都听得懂，尤其是，在刚刚吃饱饭的中国人心里，比较科学家的重要性，大家是很愿意把他们的贡献折算成可以养活多少人的。对于多养活几千万中国人的功劳，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任何个人敢分享分田到户的荣耀，因为它是证明改革开放正确的第一成就，当改革开放的成就多到根本不太在意粮食时，才轮到杂交水稻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全民都不太在意粮食产量时，杂交水稻能多养活多少人这个提法，仍不会被人在意，袁隆平的伟大也会被人忽略。这时候，有个笨蛋及时跳了出来，这个人叫莱斯特·布朗，1994 年，布朗写了一本报告，叫《谁来养活中国》。这个美国版的《货币战争》立即让全中国人都炸毛了。▍美国环境问题和农业问题专家莱斯特·布朗所有中国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对布朗的反驳，都不及袁隆平站出来的反驳更能给老百姓带来信心，他掰着手指头计算杂交水稻只要推广到多少亩就可以解决多少人吃饭，特别符合中国人民对这件事的理解。《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意想不到地变成了袁隆平最好的宣传海报。中国人民突然醒悟，原来我们竟然拥有袁隆平这样真正的英雄。这年底，国家科委领导向总理汇报工作时，总理关切地问到了袁隆平：湖南的袁隆平为啥没被评为科学院院士？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环球时报》特别喜欢转载《华盛顿时报》的文章，这份报纸特别容易让中国人民上火，但是，《华盛顿时报》这个名字看上去在美国特别主流的报纸，其实是 1982 年由美籍韩裔宗教领袖文鲜明创办的。莱斯特·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就是袁隆平的《华盛顿时报》。这个时候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袁隆平，在形象上，早已把标准中国科学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他呈现在公众的形象，一眼望去，境界上已与世界最顶尖的大科学家不远。是的，袁隆平很早就表现出对境界的追求和热爱。1983 年，共和国第一演讲家曲啸，让中国人民知道了陶铸一句诗：心底无私天地宽。这为后来袁隆平追忆 1970 年代研究杂交水稻提供了更丰富的灵感启发，比如，袁的妻子问，你不怕失败被人扣大帽子吗？当时的袁隆平答：心底无私天地宽。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无私并非大科学家的至高境界。通过各种文摘报纸杂志的教育，中国人民逐渐知道，爱因斯坦这种大科学家，不但不是成天苦哈哈的怪物，反而是会调皮地吐舌头，以及热爱拉小提琴的充满情趣的人。中国人民对大科学家的格调认识，又翻过了一座喜马拉雅山。袁隆平无意中挖掘出自己也有对小提琴的爱好——或许是记者敏锐的发现，总之，袁隆平越来越多地开始锯小提琴。我记得最初有脑子不够清楚的记者，竟然傻傻地问琴艺如何以及是否有爱因斯坦的影响，而袁隆平当时的回答，亦有一丝真诚的羞涩、谦逊和闪躲。袁隆平的小提琴，经过无数次的迭代进化，到了 2002 年，在一个关于袁隆平的传记中，终于达到至高境界，已远远把爱因斯坦甩出了好几个身位。爱因斯坦的小提琴，是出身有教养的家庭和有艺术修养的象征，而袁隆平的小提琴，则是在宇宙洪荒的天地之间，对自然，对生命，对人类孤独的命运，对自己内心的使命召唤，一种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倾诉。1973 年的一天，袁隆平在辛苦劳作之后，拿出心爱的小提琴，他演奏的场地，不是灯火辉煌的舞台，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金色稻田，他挽着裤管，两条腿上全是泥，就这么一个人独自沉浸在舒曼的《幻想曲》中。▍记者们依然喜欢让袁隆平站在稻田里锯小提琴我没有研究过电视连续剧《袁隆平》，如果这部电视连续剧里，居然没有把 1973 年的那个傍晚，这人类历史中辉煌伟大的瞬间，完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让他们无法呼吸，我觉得，编剧和导演应该立即用拖鞋打死。今天，中国网民对袁隆平的魅力，几乎没有任何免疫能力。在沙漠里种水稻，在海水里种水稻，这种烧钱搞法换成其他什么人，也许早就被网民骂死了，但这是袁隆平，他的一切，都是当世神农不断展现他的法力而已。仔细留意下新闻，在中国，育种专家亲自上阵，不停地靠堆钱创造高产纪录的，全部是杂交水稻，而其他粮食作物和常规稻种，几乎就看不到这种奇怪的竞赛。原因或许很简单，常规稻种和杂交小麦之类，农民可以自己育种，做种子开发研究的，一个好种子自己只能卖一次。杂交水稻就不同了，必须每次都从我这里买。其实，隆平高科 2000 年上市，标志着农民低价获得杂交稻种的时代就此终结，而袁隆平和中国农民的关系，也早就不再是农民和帮助农民增产的人民科学家的关系，当时，湖南农科院和国家杂交水稻中心，居然变成了这家上市公司的科研基地。今天，隆平高科已成为中国杂交稻种市场最大的公司。中国种业市场的特色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垄断与竞争交织，市场高度分散，产业规模极低。而杂交稻种市场，在集中度和产业规模上都有很高水平，但这并非竞争的结果，因为种业公司们占据的大都是本地市场，由于杂交水稻缺乏吸引力，稻种产能严重过剩。市场证明，无论你高产试验田的产量有多高，杂交稻也好，超级稻也好，都是没有出路和潜力的。它能影响到的，只是国家的粮食政策以及研究经费的投入。水稻育种在技术上唯一的突破指望，只能是转基因技术，而抗虫害的转基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可以明显节省农民开支。然而，相当长一段时间，袁隆平一直用含混不清的理由反对转基因技术应用。说实话，在这一点上，袁隆平真有点对不起把他当神一样看待的人民。
9，谢晓亮自述与北大的故事梦想的起航与归程
?谢晓亮，北京大学李兆基讲席教授编者按：今天《知识分子》要推荐的，是北京大学教授谢晓亮为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所写的一篇文章——《梦想的启航与归程——我和北大的故事》。谢晓亮生于北大，长于北大，求学于北大。1985年，他远赴美国留学。1998年，36岁的他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的大陆学者。在单分子生物物理化学，非线性拉曼散射显微成像技术和单细胞基因组学领域，谢晓亮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2009年，他受聘为北大“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10年起在北大任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主任，2016年起任北京未来基因诊断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2018年7月，他正式全职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李兆基讲席教授。撰文 | 谢晓亮● ●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历经百廿沧桑，母校北京大学今年迎来120周年华诞。我生于北大，长于北大，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从北大幼儿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到北京大学，我在北大度过了大部分的学生时光，与北大一起经历了中国的历史变迁，建立了无法割舍的联系。每次回到燕园，我总会感觉到一种温暖的气息，使我变得沉着和平静。对我而言，北大不仅仅是一个学校，更是一个家园；她不仅是学术的殿堂，更是我心灵的归属地。如今在美国留学工作三十余载后，我选择回到北大，与燕园再续前缘——这里既是我的人生启蒙之地，也是我的科研回归之地。百废待兴，科学理想?1975年与父母和弟弟在新建北大图书馆前1962年我出生在风景秀丽的北大朗润园，父亲谢有畅和母亲杨骏英都是北京大学化学系教师。我幼年时期家里书香满屋，生活宁静幸福。燕园堪称世界上最美的校园，原是美英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校址，也曾是明清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北京大学朗润园燕园是我儿时的乐园。春天，繁花似锦，春意满园。夏季，园子里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我总喜欢到未名湖畔捕捉蜻蜓，然后再将它们放归自然，观察湛蓝的天空中它们舞动的翅膀。?童年时在未名湖边留影秋天是燕园最美的季节，银杏树叶慢慢被染黄，在红墙绿瓦前随风飞舞，绚美如画。冬天，未名湖则成为冰上乐园，孩子们可以尽情享受冰上飞驰的快乐。?北大未名湖冰场然而，这样欢快的生活却在1966年戛然而止。那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教学活动全部停顿。作为大学老师的我父母被接二连三地卷入政治运动。我不能忘记，宁静的深夜里，朗润园邻居家的教授们被红卫兵抄家、辱骂、带走，年幼的我被恐惧逼到墙角。彼时的我尚在懵懂，只是隐隐约约感到一切都变了。后来我父亲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完全脱离教学和科研。而母亲、弟弟和我则留在北京，不得不和父亲分离。虽然“文化大革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孩子们的世界却是单纯的。记得1969年，我刚上小学那年，父亲回到北京，在江西学得一手泥瓦木匠手艺的他，亲手为我做了一个陀螺。这个不断旋转且做工精致的陀螺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我用父亲的工具箱完成的第一个木工作品是杠秤——它是我人生中设计的第一个精准测量工具！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我相继动手做出了飞机和轮船模型，甚至还做出一个音箱。就这样，我的动手能力不断提高。随着制作的项目越来越复杂，我对于科学技术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强烈。上中学时，我又开始动手制作各种电子仪器，先后做出了超外差收音机、遥控模型轮船，并完成了一套音响。我对实验科学的兴趣正是从这一个个电子仪器开始的。从那时起，我逐渐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做一名科学家。在我的高中时期，国家恢复了高考，回归正常的北大附中充满了浓厚而愉悦的学习氛围，除了学习课本上的知识和准备高考，我们还拥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我担任班长，是班上排球队的主攻手。我的同学许多是北大子弟，大家多才多艺，爱好广泛。记得当时我的同窗好友余廉，以其精湛的文笔，编写了一个展望未来的广播剧，颇受同学们的欢迎。那时的我也开始对西方古典音乐产生兴趣，不仅沉醉于艺术带给我的听觉享受，更痴迷于制造出更棒的音响。高中时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圆明园》的作文。我以当时圆明园中的景色比喻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祖国百废待兴的状况，憧憬改革开放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年轻一代带来的美好未来。基于其贴切的寓意和爱国情怀，这篇作文被语文老师选为范文在班上传阅。?1978年与北大附中同学们在圆明园从学生时代开始，不管是写作，还是动手制作仪器，我都喜欢自己找课题和选项目。课题和项目的意义越大，难度越大，完成后就越能给我带来喜悦感。还记得那时，北大计算机所王选教授正在领导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项目的研创，彼时就读北大附小的我与其他小朋友还曾一起帮助该项目一个一个字地人工输入数字化的字型。多年后当人们体验到世界首创激光汉字照排技术取代铅字排版的伟大时，曾作为其中一名小小参与者而产生的自豪感使我更加肯定：要做就要做这样的大事！做有意义的课题成为贯穿我之后科研生涯的习惯。在我的中学时代，我的父母终于重新回到他们心爱的教学科研岗位。记忆中父亲潜心完成了他的《结构化学》教科书，并时常沉醉于科研突破的喜悦中，而母亲则一心扑在教学上，深受学生们的爱戴。我耳濡目染，也对教学和科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中毕业时，我考上了北京大学，被第一志愿的化学系录取。治学之地，创新萌芽1980年，我带着儿时的梦想、美好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开启了北大本科的学习和生活。北京大学从五四运动起一直秉承民主、科学的理念，弘扬爱国精神。八十年代初的北大学子忧国忧民，追求民主与进步，各种思想流派在校园里百花齐放，“三角地”成为那个年代北大学子心目中永恒的记忆。北大更是治学之地，学术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北大学子大都怀揣“科学救国”的理想。我中学时代就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进入北大这样一片学术自由的沃土后，便开始如饥似渴地吸收专业知识。?在北大求学时的谢晓亮北大使我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我主动旁听了许多其他院系开设的我感兴趣的课程，如物理系的四大力学：经典力学、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以及无线电系的电子学课；数学系的概率统计课等等。这些知识的积累使我受益匪浅。我的高中同窗好友余廉和我一同考入北大化学系。我们经常在课余时间进行学术讨论，探索科学问题，彼此相互鼓励。他现在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药学院的教授。?1984年本科毕业照与余廉（右）在一起大学的第一个暑假，自学计算机编程的我在北阁上机。经过苦思冥想，我发现了离子晶体的能量是一个无穷级数，需要大的计算量，于是试着写Fortran程序来计算晶体结构的能量。这个课题在现在看来也许微不足道，但对于当时学化学的我来说，第一次能用计算机解决这样一个“跨学科”问题，我喜不自胜，无比满足。?北京大学南北阁潜心专业之余，打排球是我喜爱的运动之一。作为一个排球迷，我喜欢的中国男排在我大二那年逆转制胜，进军世界杯预选赛。深受鼓舞的北大学子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之后几年中国女排蝉联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五连冠”，更加激励了北大学子奋发图强的爱国之情。这些在北大就读时的珍贵记忆一直都被我铭记在内心深处。?位于北大校内的振兴中华石碑大四的时候，我有幸跟随化学系蔡生民教授在化学南楼做毕业论文。蔡生民教授是一个实验技术精湛的电化学家，他兴趣广泛，思维活跃，精力充沛，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幽默感极强。他的为人和对我的学术指导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很深的影响。蔡老师善于用生动而形象的语言解释复杂而抽象的概念，我当时的论文题目是用计算机来控制光电化学反应，其中用到锁相放大器，他对锁相放大器原理的解释，我仍记忆犹新。在做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在仪器设备上的创新往往可以带来科学研究的突破，而我独立工作以后的科研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赴美留学时的谢晓亮与北大导师蔡生民（左）团聚大学本科是积累专业知识的阶段，而科研不是积累知识而是创造新知识，难就难在创新。科研工作者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发展和保持创新能力。我在北大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为我以后的科研生涯孕育了创新的萌芽，使得科研成为我毕生追求的目标。本科毕业后我在北大做了一年硕士研究生。当时国内的科研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毕竟有很大差距，我打算出国深造。我们比父辈们幸运得多，改革开放使我和许多同学得以出国留学。毕业那年，北大学子在国庆35周年天安门游行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那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呼喊。学术追求，济世理想1985年，23岁的我第一次离开北大，飞抵美国，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段旅程。我来到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约翰·西蒙（John Simon）教授，学习化学动力学，用超短的皮秒（10-12秒）激光脉冲研究超快化学反应。在西蒙的大力支持下，我成功地实现了用快速圆二色性光谱检测生物大分子结构变化的设想[1]，并以之作为我的博士论文。发明这项技术时我就用到了蔡生民教授之前讲解的锁相放大器。?1990年与父亲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毕业典礼随后我在芝加哥大学著名物理化学教授格雷厄姆·弗莱明（Graham Fleming）的实验室做了短暂的博士后。在那里，我初步明确了自己独立工作后的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室温下单分子的荧光检测和成像。1992年，我作为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加入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PNNL），并组建了自己的独立实验小组，很快就实现了室温下单分子的荧光成像。PNNL所在的华盛顿州在冷战期间受到原子弹核废料和化学试剂的严重污染，美国能源部拟在PNNL兴建一个耗资2.5亿美元的“环境分子科学实验室”，希望从基础研究入手解决环境问题。?在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留影1998年，借助PNNL的良好条件和我实验室在荧光显微技术上的积累，我的博士后路洪（北大化学系本科毕业）与我在《科学》杂志上首次报道了用荧光显微镜实时观测到单个酶分子（生物催化剂）不断循环生化反应的动态过程[2]。这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工作——单分子的化学反应的发生是随机的，即化学反应发生所需的等待时间是随机分布的，而不像传统实验中大量分子的反应那样可被推测。而细胞中许多生物大分子，比如DNA，都以单分子的形式存在，因此实时观察到单分子化学反应为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重要方法。?1998年在PNNL获得的胆固醇氧化酶（左上）的单分子们的荧光成像（右上）和其中某个酶分子的随机酶循环反应的实时观测同时我实验室还发明了一个无需荧光标记的拉曼光谱生物成像技术[3]。1928年印度科学家拉曼发现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分子非弹性光散射现象，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拉曼光谱可以测量分子的振动频率，然而拉曼散射信号极弱，需要很长的测量时间。后来激光和非线性光学的发展使得拉曼信号大幅增强，但技术上的困难限制了拉曼光谱在生物影像上的应用。我们的新方法使快速非线性拉曼生物成像成为现实。?细胞的拉曼光谱显示其中不同分子（水，脂肪，蛋白质，DNA）各自特征的化学键振动频率。但传统拉曼光谱弱信号，需要长时间收集（＞0.1秒每个点，600x600 点成像需要 ＞10小时）。我们的发明最终实现了拉曼视频成像。这两项工作成为我实验室迄今为止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一步步拾级而上，1998年，我被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系聘为终身教授。哈佛大学的韦德纳图书馆旁边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精美石雕赑屃，一个背着石碑的石兽。它是1936年哈佛三百年校庆时，由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与其他哈佛的中国校友捐赠而来[4]。碑文写到：“我国为东方文化古国，近30年来，就学于哈佛，学成归国服务国家社会者，先后达几千人，可云极盛。”?哈佛校园里来自北大的石碑[4]有趣的是，当初招聘我到哈佛的化学与化学生物系主任吉姆·安德森（Jim Anderson）的父亲保罗·A·安德森（Paul A. Anderson），曾于1925年被司徒雷登任命为燕京大学第一届物理系主任，在燕园生活和工作了数年[5]。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系人才济济，许多教授都是各自领域的顶级专家，更有四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此工作。著名华人科学家庄小威后来也加入哈佛化学与化学生物系，我们成了好朋友。2013年，吉姆、庄小威和我一起参加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百年庆祝活动。?2013年与吉姆·安德森和庄小威参加北大物理学院百年庆祝活动初到哈佛，我预感到单分子技术将会在生物学中有重要应用。虽然我在北大打下了很好的数理化基础，那时却还没学过分子生物学，所以我决定从头学习这门学科。于是，我与我实验室的学生一起旁听生物系的分子生物学课程。瑞驰·罗思科（Rich Losick）教授用虚拟的动画片来讲解RNA聚合酶以及核糖体等生物大分子的工作机理。在聆听教授生动的讲解时，我的脑海里已经在思考如何通过实验直接观察到这些生物大分子进行基因表达的过程？这就需要在一个活细胞里面观察单个DNA分子的行为——一个细胞里基因的拷贝数是一或二。?DNA以单分子的形式存在于细胞中，基因表达按照分子生物学中心法则进行2006年，通过三年的努力，我的两篇分子生物学方向的“处女作”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同时发表。文章首次报道了活体细菌细胞中蛋白质分子一个一个随机产生的实时观察，数据与我们的理论相吻合，定量描述了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6,7]。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罗思科教授甚至开始在课堂上用我们实验的录像来讲解基因表达了。这一工作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学科交叉的重要性：新的物理和化学方法往往可以给生物学带来新的视角和新的发现，而对生命过程本质的了解非常需要定量实验和理论分析。?在不断分裂的大肠杆菌细胞中实时观测基因表达——每个黄色亮点标志着单个荧光蛋白分子的生成[6]两篇文章发表后一周，盖茨基金会打电话邀请我申请资金，希望用我们的新技术来研究一小部分肺结核的细菌细胞产生抗药性的原因–—那时肺结核每年可夺去数以百万计的非洲儿童的生命。来年比尔·盖茨（Bill Gates）作为“最成功的辍学者” 被授予哈佛的荣誉博士学位，他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非常感人。后来他来我实验室交流，我感到他对相关分子生物学的理解颇深–—想必与我一样也自学补过课，而令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也熟悉我们实验时用的超快激光。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解决那个抗药性的科学问题，但这个盖茨基金会的项目却为我带来了新的思考：能不能用我们基础研究的成果来造福社会？?2010年，比尔·盖茨（右）到访谢晓亮哈佛实验室，图为两人在讨论科学问题科学研究需要好奇心和灵感，更需要不断的积累。而科研项目的选择至关重要——科研难就难在选择做什么和选择不做什么。能在别人之前做出好的选择不容易，特别是需要足够的资金和优秀的团队来完成时，往往很困难而且有风险。我认为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技术开发，一个科研领导者的最大挑战就是选择和组织完成真正意义重大的科研项目。然而很多人往往不是在最初选题时下功夫，却大力吹嘘一些实际意义并不大的研究结果。我们的第一个科研成果转化是把我们发明的无荧光标记非线性拉曼成像技术[3,8]应用在脑外科肿瘤切除手术中区分肿瘤边缘[9]。核磁成像可以看到大脑何处有肿瘤，但空间分辨率不足以看到细胞。脑外科医生手术中需要利用更高分辨率的光学显微镜，传统的技术是冷冻、切片，用两种染料H&E染色后光学成像，过程繁琐。而我们的快速拉曼光学成像技术看细胞无需标记，可以大幅度加快手术中肿瘤边缘的鉴别，现在已经被产品化并试用于脑外科医生们的手术中。? 核磁成像（左）能看到大脑中的肿瘤，但空间分辨率不足以区分肿瘤边界。传统光学成像需要复杂的染色，否则不能看到单个细胞（右）：而利用无标记拉曼成像（中）脑外科医生可以区分肿瘤（蓝，蛋白质分子为主）和正常脑组织（绿，脂肪分子为主）与此同时，正在发生的新一代测序仪的革命使得DNA测序的费用大幅下降，预示着个体化医疗的来临。我意识到做这样的工作才真正有意义，又恰好能用到我们的长处。于是我的实验室开始转型，从事单细胞基因组的研究，并于2011年研制出一种新型DNA测序仪[10]。谈到转型，任何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兴旺之后会饱和甚至过时，转型往往是一个科研领导者科研生涯中必需的。实验物理化学家所需要的仪器上的投资很大，我曾担心转型难。我很幸运能两次得到美国NIH先锋奖的资助，该奖大力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的课题，使我渡过转型期相当长时间的逆境。2012年，我们发明了一种叫MALBAC的单细胞DNA扩增技术，能为单个人体细胞进行DNA测序[11]。在一个人体细胞的细胞核里有46条染色体，46条DNA分子，其中23条来自于父亲，23条来自于母亲。DNA有四种碱基A、T、C、G，A与T配对，C与G配对。一个人体细胞共有60亿个碱基对。这些碱基ATCG排列的序列决定了遗传信息，也就是基因组，人与人相比绝大部分碱基序列都是相同的，只有千分之一的碱基对是不同的。碱基序列的突变会导致遗传疾病或癌症。2001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当时测的基因组是几个人的综合，而不是一个人的。?单细胞DNA扩增后测序，可以得到人的46根染色体的DNA序列不但每个人的基因组不一样，每个细胞的基因组也都不一样，因为基因组会随时间发生突变。但以前的技术不够灵敏和精准，无法让我们看到单细胞间的区别。MALBAC技术可以均匀地放大单个人体细胞的全基因组——60亿个碱基对中即使有一个突变都能被检测到。因为很多情况下，比如受精卵和血液中的循环肿瘤细胞，只有很少几个细胞存在，因此MALBAC技术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医学中均有重要的应用。?五十岁生日，与当时和以前的谢组组员及部分BIOPIC同事在哈佛团聚我在哈佛最大的享受是与学生和博士后们夜以继日，同甘共苦的创新过程。他们中不少人比我幸运——在研究生和博士后期间就能做出许多重要的科研工作。我很欣慰他们现在已在世界上四十多所大学任教，很多人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比如堪萨斯大学的Bob Dunn，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Lukas Novotny、康斯坦茨大学的Andreas Zumbusch、鲍林格林州立大学的路洪、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Eric Potma、卧龙岗大学的Antoine van Oijen、普林斯顿大学的杨皓、波士顿大学的程继新、康奈尔大学的陈鹏、加州理工学院的蔡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肖杰、乌普萨拉大学的Johan Elf、中国科技大学的张国庆、哥伦比亚大学的闵玮和Peter Sims、哈佛医学院的Conor Evans、斯坦福大学的Will Greenleaf、贝勒医学院的钟城航、麻省理工学院的Paul Blainey和李劲苇、奥勒冈健康科学大学的南小林、华盛顿大学的傅丹、复旦大学的季敏标、清华大学的孔令杰、纽约州立大学的鲁法珂等等。同时也涌现出把我们实验室的技术发明转化成产业的人才，比如MALBAC的发明人之一——陆思嘉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创业，将MALBAC技术用于在试管婴儿中避免遗传疾病；非线性拉曼成像发明人之一——Chris Freudiger毕业后将技术产品化并促成了在脑外科手术中的应用。2009年，哈佛任命我为Mallinckrodt化学和化学生物学讲席教授。然而，回归的种子早已在我心中萌芽。怀北大情，圆中国梦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赴美后每次回国，我都为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震惊和感慨。感恩改革开放和我们所处的时代，让幸运的我们得以邂逅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快的发展时期。2008年回国看奥运会，我为祖国健儿获得最多金牌而振奋，但同时也感到夺取科学技术的金牌还任重道远。2001年，我被北大化学学院聘为客座教授；2009年，时任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饶毅教授也劝说我回北大工作。同年，北京大学聘我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后来，我与海归的苏晓东和黄岩谊教授共同向母校提出了建设成立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Biodynamic Optical Imaging Center, BIOPIC）的提案。这个提案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2010年12月BIOPIC正式成立。“BIOPIC”名字源于我之前在光学领域的单分子成像工作，旨在建立一个技术驱动型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生命科学的发展特别需要研究手段的突破和多学科的交叉集成。我们最近将更名为“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Biomedical Pioneering Innovation Center），仍称BIOPIC。?2010年BIOPIC成立仪式BIOPIC吸引了一批优秀的海外人才，汤富酬教授就是中心从剑桥大学聘请回来的第一个年轻海归学者，现已成为国内外引人注目的科研新秀。张泽民教授则是从美国加盟的癌症专家，他是国家千人计划学者。八年过去了，中心的学者们已经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科学论文，从事生命科学领域世界前沿的研究，实现具有实际意义的医学应用。过去几年我一直往返于北大和哈佛之间，我在哈佛的团队和北大的团队紧密地合作。几年来，BIOPIC逐渐在单细胞基因组学领域达到了国际领先地位。?BIOPIC的测序平台我的北大团队和北医三院乔杰团队、北大汤富酬团队合作，利用MALBAC技术，帮助那些携带单基因遗传疾病基因的父母通过试管婴儿的手段成功地拥有了健康的后代 [12]。没想到这项工作竟然让我在北大圆了单分子科学造福社会的梦。目前已知有六千多种单基因遗传疾病。在患者的一个体细胞里，同一个基因有两个拷贝，分别来自其父方和母方，而致病基因一般只是两者之一。作为一个单分子的随机事件，患者的致病基因有50%的几率传给下一代，这本来是命！而我们的工作以精准战胜随机，利用MALBAC筛选和移植无致病基因的受精卵，避免了听天由“命”。?与乔杰（左二）和汤富酬（右一）看望第一位MALBAC婴儿我至今仍然记得自己在2014年9月19日那天抱着第一例“MALBAC婴儿”时内心的那份激动。这项工作已经成为“精准医学”的范例。截至目前，国内MALBAC技术的应用已使几百例“MALBAC婴儿”成功避免了父母的单基因遗传疾病。我很自豪我们在北大的工作可以真正推动医学的进步，能为人类健康贡献一份力量。?BIOPIC 2017年会合影2016年，在北京市政府支持下，北京大学成立北京未来基因诊断高精尖创新中心（Beijing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Genomics，ICG），希望继续在基因组学相关领域做出更多世界领先的工作，造福百姓。?2018年谢晓亮北京大学实验小组合影2018年毕业季到来，这是我20年来最后一次作为哈佛教授就座毕业典礼的主席台，很高兴这也是我的长子哈佛本科毕业的毕业典礼。我还参加了两个女儿的高中毕业典礼，她们也都要上大学了。很欣慰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这样我可以安心回北大继续我的科学研究事业。?谢晓亮与长子近影动笔撰文之际，正值今年未名湖冰场又开放之时，让我回想起在学生时代，寒冬之日，同学们争先恐后在未名湖上滑冰的情景。自己在未名湖冰面上纵情驰骋时的喜悦，至今难忘。从童年、大学、直到现在，滑冰和滑雪是我最喜爱的运动——北大亦赋予了我相伴终生的爱好！如今，看着新一代的学子驰骋于冰场之上，我又不禁回想起那青春的八十年代——每个时代北大青年的样子，亦是北大的样子！作者简介：谢晓亮，生物物理化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62年生于北京，1984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199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到美国太平洋西北实验室工作。1998年被哈佛大学聘为化学和化学生物系终身教授，2009-2018年任哈佛Mallinckrodt讲席教授。2010年起在北大任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主任，2016年起任北京未来基因诊断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2018年7月起任北京大学李兆基讲席教授。文献：1.Xie, X.; Simon, J. D. “Picosecond time resolved circulardichroism spectroscopy: experimental details and applications,”Rev SciInstrum 60, 2614-2627 （1989）.2.Lu, H. Peter; Xun, L.; Xie, X. Sunney "SingleMolecule Enzymatic Dynamics," Science 282, 1877 (1998).3.Zumbusch, A.; Holtom, G. R.; Xie, X. Sunney. "Vibrational Microscopy Using Coherent Anti-Stokes Raman Scattering," Phys. Rev. Lett. 82, 4142 (1999).4.网页链接.5.潘永祥，吴自勤，范淑兰，物理，8，493-500(1993).6.Yu, J.; Xiao, J.; Ren, X.; Lao, K.; Xie, X. Sunney. ; "Probing Gene Expression in Live Cells, One Protein Molecule at a Time," Science, 311, 1600-1603 (2006).7.Cai, L.; Friedman, N.; Xie, X. "Stochastic protein expression in individual cells at the single molecule level," Nature, 440, 358-362 (2006).8.Freudiger, C. W.; Min, W.; Saar, B. G.; Lu, S.; Holtom, G. R.; He, C., Tsai, J. C.; Kang, J.; Xie,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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